冯其庸先生的收藏(3)

再举个例子：文房四宝中的墨。冯先生不仅用墨，对于“墨学”也极有兴趣。他见过的名墨不少，自己也收藏了一些，因此精鉴赏，善谈论，为京城雅爱藏墨赏墨的诸君如周珏良、周绍良、李一氓等所知，曾经应邀参加“墨会”。有趣的是，他每每由所藏墨联想到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2004年他在致周绍良的信中说：“前承赐墨录大著，受教良多。顷得孙渊如墨、曼陀罗花阁墨两枚，后者为秀水杜文澜。杜曾刻蒋鹿潭《水云楼词》两卷，版口署‘曼陀罗花阁’，刻甚精，好用古字，晚藏有此本。昔年撰《蒋鹿潭年谱》，曾考及杜文澜多事，惟未及其制墨。此墨形亦古雅，暇当并孙渊如墨一并奉呈鉴定。先此奉闻。”由墨而及制墨人杜文澜，再及杜文澜刻印蒋鹿潭《水云楼词》，再及自己所撰《蒋鹿潭年谱》对杜文澜事迹失考处，于是那锭墨显然就成了有学术价值的证物了。他还曾意外获得雍正五年（1727年）江宁总督范时绎的贡墨一锭，马上联想到范时绎是奉旨去抄曹頫家之人，抄家的时间为雍正五年十二月底。
那么，这锭墨正好是范时绎抄曹家之前进贡给雍正帝的。此墨正面是“天彰焕彩”四个金字，侧面上刻“雍正丁未年”，下刻“臣范时绎恭进”，“进”字抬头。他说，这锭墨可以说是有关曹家败落的一件间接文物了。
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冯先生将自己收藏的两件珍贵文物捐献出去。
一件是一组青铜器。“文革”期间，冯先生老家无锡乡间出现几件青铜器，大的像煮东西吃的锅，口的直径六七十厘米，上边还有一些古文字，老乡不懂得爱惜，把它放在猪圈里当喂猪的食槽；小的几件一时派不上用场，随便放在旁边。冯先生得知后，请亲戚与老乡协商以物换回，运到北京。他辨认出那件大的是古代的鉴，此外还有两个豆、一个匜等器物。铜鉴上的文字他不能尽识，但“以祀皇祖，以享父兄”看得一清二楚。他把鉴的拓片带给唐兰先生过目，唐先生认为这个鉴很有价值，一定要小心保藏。他担心这些器物会被当做“四旧”毁掉，把这些器物藏在小房间单人床下，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来他邀请裘锡圭、李零等专家来看过这个鉴，辨识上面的文字，他们也都高度肯定了它的价值。当时冯先生的家非常狭小，难以妥善保存这些文物，他觉得必须为它们找一个既安全又适宜的地方存放，考虑这些器物出在江苏，于是主动与南京博物馆联系，将它们全部无偿捐赠。
博物馆将铜鉴洗刷以后，全部文字都看清楚了，两个耳朵后面还藏有物主的名字，据此专家将它命名为“我阝 陵君鉴”。后来考古杂志发表了多篇研究铜鉴的论文，据说铜鉴上刻有当时最小的长度单位，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