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工具性话语霸权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收集资料，有资料才有可能出货，没有资料便不出货。司马迁能够撰写彪炳千古的《史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便是其坚实的资料前提。资料收集之难，非亲历者莫敢知。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在史馆“私为抄录，一十六年”，没有超乎寻常的毅力绝难成就其事。可是，有了充分的资料积累，在实际研究与撰述时如何迅捷地找到所需史料，又成为令史学家头疼的另一道难题。资料积累想“富”，资料查找想“速”，两者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但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海量的数据存储，同时还具有以秒来计算的查找速率，可谓既“富”且“速”。无怪乎大数据概念与相关技术一出，就立刻在史学界尤其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海量存储和快捷检索是大数据的两个重要技术特征，其外在表现形态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正因为如此，加强数据库建设成为当前史学界利用大数据来推动历史研究的焦点。大数据离不开数据库，但大数据却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数据库。如果我们利用当代信息技术把有限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化就称之为利用大数据开展历史研究，那么，所谓大数据的新瓶里装的还是传统思维的旧酒。事实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正在推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思维革命。大数据之“大”，已不再是有限之大，而是无限之大。因此，它将人类思维从有限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大数据时代，史学家面临的将是如何突破数据无限的难题。舍恩伯格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中指出，随着信息采录电子化技术的普及和飞速进步，记忆成为常态，每个人都在进行信息的持续记录，从而留下无法估算的包含着丰富细节的数字化历史资料。
即使是前大数据时代留下来的史料，也会随着各类大型数据库的建设及数据库之间的联网，使细节内容越来越凸显。在这种资料条件下，一方面，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这恰恰是大数据时代历史研究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作为极其古老的认识活动，史学一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知、达致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文字尚未发明的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部族联合体及早期民族的出现，大型史诗随之创生并广泛传诵，与神话一道建构群体内部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较大规模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并最终促成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史学更是在促成民族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建构了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起源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影响深远，其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述其远祖即溯至黄帝之子昌意。班固在《汉书》中建构了一个五行相生、封闭循环的时间话语体系，将自太昊以来所有的正统帝王都纳入系谱之中。这一时间话语体系同样影响深远，之后的蒙元和满清，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都自觉继承了为前朝修史的文化传统，其动因之一就是为了确立本王朝在这一时间体系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