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工具性话语霸权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2)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能长盛不衰，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离不开传统史学在推动群体认同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显然，没有规模宏大的历史叙事，史学的社会价值便无从体现。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呼吁史学家们摆脱微观史学的狭隘局限，运用长时段思维，为人类思考现在及建设未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可以说是当下史学界的深刻觉醒，对于正在大数据时代走入史料无限之境的史学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及时的提醒。
大叙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时空，但这两者都非其本质。大叙事之“大”，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兼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藉此颂扬乃至炫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经焕发出的勇气和荣光。司马迁撰写《史记》，更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抱负。经典之为经典，除其事实详核外，更在于其文字之中处处渗透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中西两大历史学之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为史学家树立了伟大的人文情怀标杆。大数据时代，凡一切能够量化的学术技能，都有可能由信息技术全部或部分代劳，唯有人文情怀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后营垒，技术无法染指。作为一门思考人类自身的人文学科，史学必须警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导致的工具性话语霸权。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史学家就必须借助大叙事高扬人文情怀。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
（作者为吉林大学教授 许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