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痛感作为内核——评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2)

相比之下，《庆余年2》本质上并非爽剧，而是一部悲凉意味浓郁的正剧。与第一季范闲试图安于富贵、独善其身，因为滕梓荆被杀而萌发愤慨，从而被一步步推入庆帝、陈萍萍安排的皇子之争的格局中充当“棋子”的成长历程不同，第二季剧集的主题聚焦于范闲内心的真正觉醒，这种觉醒使其不甘于充当“棋子”的命运，而试图改变现实黑暗及其权力格局，追求内心的理想主义的实现。

这种主题上的变奏，使剧情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假死回京都、抱月楼与朝堂反腐、春闱事件还是悬空寺刺杀，范闲无一不因为内心的觉醒所带来的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及其对现实的理想主义追求，与其作为庆帝“棋子”的命运安排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导致其一再被置于情与理、情与法的两难选择性困境之中。比如抱月楼事件中他被迫陷入保护范思辙的困境，春闱事件中他与岳父、宰相林若甫的两难等等。尤其在京都反腐中，他利用刚直不阿的都察院御史赖名成来帮助自己清算二皇子李承泽党羽，却最终导致赖名成被庆帝杖毙暴雨中，而自己还被迫充当监罚人，那种陷入“孤臣”的内心悲凉可谓无以复加。
从“爽感”到“痛感”，是《庆余年2》叙事情感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获得思想深度的关键
可以说，《庆余年2》正是透过封建权力所带来的惨无人道的黑暗与理想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光芒之间不断对比与交替，来建构其“痛感”的叙事情感模式。

一方面，剧集透过一系列细节，比如老金父女的惨死、史家镇全镇人口被人为烧死、悬空寺上被枷锁的劳工、江南“劫船”的灾民、明府替死的族人等，来呈现架空古代社会中普通人的悲惨命运以及官僚财阀因为利益和权斗而草菅人命的残酷与冷漠，更通过邓子越的“虚与委蛇”、鉴查院一处的腐败、春闱士子的不公待遇等，揭示了封建社会制度性腐败所带来的社会黑暗及其对于人性和理想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