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记录侵华日军口述史(8)

我扪心自问，我们日本人能够这么做吗？从那以后，我们避难到新京（长春）时，又受到了许多像这位老人一样的老百姓的照顾。因此，我想寻找那位麻花老人。我想给他一些补偿。给他多少呢？就算给他百万日元，也无法补偿麻花老人的恩情啊！”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给的”
今天看到有贺元彦家里摆放的相册，其中有一张是他捐款建设内蒙古科右前旗的希望小学的剪彩照片。他指着照片对我讲述了70年前的一幕——
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开发新“满洲”的殖民主义教育下，14岁的有贺元彦报名参加了满蒙开拓青年义勇军齐藤中队，被派往当时中国东北的兴安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了，保护他们的关东军早已撤走了。他们被抛在远隔重洋的中国东北，异域他乡、亲友皆无。当时，他以为“别无他路，只有等死了”，“躺在那里等死，连想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中国少年，把三个馒头递给了他。他和另外三个等待死亡的义勇军少年分吃了这三个馒头。粮食的力量使他坐了起来。第二天，那个中国少年又来了，把有贺元彦带到他的家里。中国少年的妈妈为有贺熬制了大米粥，而他们一家三口人吃的却是玉米粥。在当时的情况下，吃大米粥如同吃御宴一样啊！有贺元彦流着泪饱餐了一顿。中国少年的妈妈又为有贺元彦的义勇军朋友们贴了一锅玉米面饼子，让他带了回去。
有贺元彦活命了，他的朋友也得救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贺元彦边流泪边说：“那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我们日本民众带来痛苦。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给的！”
有贺还回忆道：在那零下30摄氏度的严冬，为了让战败投降后的日本人活下来，“中国人民以特有的温情来救助我们。我们40多人分别被分配到中国人的各个家庭。先后照顾我的有张丙旭、包医生、巴图先生、巴图先生的亲戚沙贺先生等等很多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照顾，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1946年有贺自愿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为中国的解放战争贡献了他的青年时代。1958年归国后，时时不忘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故乡。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他立刻千方百计寻找救命恩人，多次访问第二故乡。送给他三个馒头的张丙旭已经不在了，但后来找到了张丙旭的女儿。如同见救命恩人一样，有贺泪流不止地讲述当年的悲苦。为了报恩，为了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让第二故乡快速发展起来，有贺和他的日本友人们在内蒙古捐款建立了光田希望小学。有贺说：“只要对日中友谊有好处的事，我就努力去做。”他如今是内蒙古科右前旗的荣誉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