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金榜题名的江南才子们后来怎样了？

本文转自：上观新闻

自宋代起，崇文重教就成了江南社会的一大风气。发达的社会经济，优越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江南文人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纵观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江南进士占比高达15%，其中浙江、江苏两地的进士尤多。“江南文才甲天下”之说，可谓名副其实。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江南才子们一朝金榜题名，余生必然得意顺畅，广受敬重，甚至青史留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南进士们不仅在仕途方面有云泥之别，在成就、声誉方面更是差异极大。
按照惯例，作为进士第一名的状元初入仕途，会被赐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一职，其他进士则大多从翰林院编修等较低职位做起，待朝廷对其能力进行充分考察后，再转任其他官职。尽管状元以外的进士们仕途起点普遍不高，但才智出众者却往往能够凭借其超卓的能力，从翰林院众多才俊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如明永乐十九年的杭州进士于谦，在殿试中仅得三甲第92名。但其后无论官职，还是对大明政权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了同科状元曾鹤龄。又如明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苏州太仓人王锡爵，虽在殿试中不敌同是苏州才子的申时行，后来却与申一样成了大明的首辅。
不过，能够成为朝廷重臣的进士毕竟极少。大多数的江南进士远没有王锡爵等人那般幸运。如因书法超群而被钦点为康熙三十年状元的江南金山卫人（今上海金山）戴有祺，虽按惯例被赐任翰林院修撰，却长期得不到重用，甚至在康熙四十一年时因官员业绩考核仅得第三等而被降职，无奈中只得弃官回乡。与戴相比，《明日歌》的作者、明弘治三年状元钱福（松江华亭人）的际遇也好不到哪里。与戴一样，他也从翰林院修撰入仕，但仅仅三年就在大量同僚的谤议中告别了官场。
进士们的仕途差异如此之大，除去政治环境因素，主要还是其自身品格使然。一些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进士，可能老道圆滑，会为家族利益而想方设法谋上位，而平民出身，品格质朴、率真的进士则相对来说较为洒脱。如王锡爵出身于名门望族，其仕途状况直接关乎家族兴衰。因而，他不仅有“救世”之心，关注民生疾苦，更善于揣摩“圣意”，为自己邀宠固恩。在著名的“国本”之争中，他根据万历帝不喜皇长子朱常洛，属意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这一心理，提出“三王并封”，令万历帝龙心大悦。当万历帝因臣子们的尖锐抨击而烦闷不已时，他又呈上密疏，建议万历帝把那些抨击的奏章都当作鸟叫，不做理睬。如此顺承皇帝心意，自然深得圣眷。虽然因此而得罪了一大帮同僚，也无损根本。寒门出身的嘉定状元秦大成则不然，其入仕后不久，就深感伴君如伴虎，尽管他能够做到处变不惊，每每应对得体，但还是果断辞别了官场，回乡以教书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