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金榜题名的江南才子们后来怎样了？(2)

当然，主动告别官场的进士们也并非都是迫于无奈和忧惧。由于江南商业氛围浓厚，市井文化发达，民间早有追求利益和享乐的风气。进士们也不例外。特别是那些家族中有商业背景的进士，他们到京赴考，更多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学问水平，谋一个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建立起有利于家族利益的关系网，对于官场本身并无太多执念。因此，他们往往在获得官职后不久就申请归田。如苏州“贵潘”家族中的潘奕隽，乾隆三十四年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文渊阁检讨、户部主事等职。虽不算显赫，却也顺风顺水。但他在四十多岁这一黄金年龄段就主动辞职回乡了。潘奕隽的儿子潘世璜也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在乾隆六十年考中恩科探花，且不到4年就从翰林院编修升到户部主事等职位。但他一共也只做了4年京官就辞职回家。其子潘遵祁（道光二十五年进士）与祖父、父亲相似，中进士后仅数年就辞官返乡。
这种对仕途的不屑，与其家族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很大关系。“贵潘”一族自祖上起就从事浙盐贩运等生意，获利不菲。其后，尽管子弟多转战科场，但从未放弃过盐业、酱园等生意，因而家资丰厚，足可满足归隐后优渥生活的需要。对潘氏子弟来说，做一个繁庶地区的富贵闲人，远胜过官俸微薄又必须处处谨小慎微的京官。
辞官归隐的江南进士们大多生活无虞，以诗文词曲自娱。今人耳熟能详的许多戏曲作品就出自他们之手。如《鸣凤记》的作者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王世贞；《红蕖记》的作者是万历二年的进士沈璟……这与元代时戏曲作家多出身社会中下层可谓大相径庭。由于江南进士们不但有着超高的文学修养，还具有一定的庙堂意识和思想格局，其剧作往往曲词精妙，立意高远，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我国古典戏剧的发展。
江南进士中身居高位者不可胜数，但人品、作为却有天壤之别。其中，有于谦、王鏊等意在匡扶社稷，且秉性较为刚直者；有申时行、王锡爵等游走于皇帝与群臣之间，兼顾政治抱负与个人利益的柔性官员；也有为家族及个人利益而结党营私，甚至鱼肉百姓者。
金榜题名是江南进士们的高光时刻，但其人生却远远不是一次科考所能够决定的。是青史留名，还是寂寂无闻，甚至臭名昭著，更多取决于其后的所作所为。金榜题名更像是一个精彩的序幕，短暂、喧闹的荣耀过后，才是他们人生角逐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