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日记中的西南联大“秘闻”(5)

郑天挺被迫任职，从来没放下辞职的念头。1940年8月，早先约定的暑假已过，但因联大旧校舍租期将到，迟迟没能找着可搬的新地方，郑天挺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做，预计“学校校舍问题解决后”，再辞总务长。同年9月，一听说沈履有意回联大，郑天挺就在日记中乐观表示“余之脱离苦海或有期矣”。然而，联大校舍问题迟迟没能解决，沈履也没有再回联大，郑天挺期望中的辞职机会，一直也没能出现。
对于郑天挺的工作，任继愈曾有回忆，“他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尤其“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而“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恰为任继愈以上回忆提供了丰富的佐证。
2 协调三校，力避矛盾
郑天挺为了不伤害北大、清华关系，才同意总务长的任命，他就职后，一大任务也是处理校际矛盾问题。1940年9月，梅贻琦被一些教授指摘，一度欲辞去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郑天挺日记中推测，如果梅贻琦辞职，继任者必是蒋梦麟，同时自己任总务长、樊际昌任教务长、杨振声任秘书主任，那么“等于以北大治三校，此事之万万不可者”。
为照顾三校权力平衡，郑天挺一面向老师蒋梦麟建议，必须让“清华、南开各任一长”；一面给梅贻琦去信，称“先生若去，则天挺当立即离去也”。郑天挺还代表蒋梦麟，前去挽留梅贻琦：“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关系甚大”，才打消了他的去意。
联大八年，之所以一直由梅贻琦主持，除了蒋梦麟、张伯苓长期在重庆，无法再照顾昆明校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梅校长能动用清华的中美庚款基金，补助西南联大的经费开支。但清华人对基金的使用十分敏感，郑天挺1941年4月的日记提及一件事，“枚荪（周炳琳）来，晤于办公室，谓清华大学因北大向教育部请款，部拟自从清华基金拨五十万，甚感不平，以为北大用政治力量压迫清华。”指责北大占用清华的庚款基金。事实上，如郑天挺所记，北大“决无分润或剥夺清华基金之意”，蒋梦麟也及时向梅贻琦说明了情况。
校际争端还从国内延伸至海外，出身清华的陈福田告诉郑天挺，“美国北大学生甚少，清华最多，南开次之，联大学生均参加清华同学会”，郑天挺认为“此可注意者也”。
1944年7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西南联大同时，赠送了一批物品，也是郑天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和云大四校均分，北大分得“显微镜二架、笔二套、刀二把、剃刀二把、刀片二盒、缝具三套、铝条二盒、胰子一块”，只有一些药品统一存放在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