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日记中的西南联大“秘闻”(7)

4 繁忙操劳，不忘治学
郑天挺当初不肯当总务长，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想为这些杂事分心，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术上。当无可奈何地被诸种杂事缠身后，郑天挺依旧努力坚持本职工作，在教学方面，按时授课、命题、判卷；在学术方面，则利用晚间空闲读书和研究。
对联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郑天挺也极为关心。1940年10月，联大校区被炸，郑天挺“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时宣布下午发贷金一月，并设法救济被难学生”。1943年6月，郑天挺从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联大外文系学生）那里得知，“一年级考试作弊者甚多，尤以大班人多者为甚”，认为“此非深究严惩不可也”。对于自己所授的明清史课程，即是严格要求。
在郑天挺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阅读的内容，如“读明人笔记”“检《东华录》”“读《吴梅村集》”“检校《熙朝新语》”等，即使是跑警报，在防空洞也要“携《云南通知·俗祀》一册读之”。昆明战时经常停电，郑天挺认为，“今谓无电灯不能读书，盖自弃之遁词耳”，他身体力行，点油灯也一样读书、撰文至深夜。
1943年6月，郑天挺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他日记中感叹，“此文随辍且两月，此可见余之栖栖终日不遑笔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对抗战之大时代及国家民族也。”郑天挺战时所撰《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都是清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同时，郑天挺对学术虚名看得很淡。1944年5月，郑天挺收到蒋梦麟的信，“谓学术审议会定余论文为三等奖，并云‘大著之价值，佥认为应得二等，因分量太少，故与他相较只能给三等’云。”在郑天挺看来，“余能得三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怨”，但“学术论文而以分量衡量，斯所未喻，决意辞不接受。”过了几天，有人告诉他：“教育部新定章程，送审议者论文必在五万字以上”，郑的文章“不及其数，故列三等”。郑天挺颇为不解，“余文果与新规定不合，应不予奖或退还，今由二等改三等，何也？”于是拒绝受奖。
应该说，郑天挺是联大学者致力学术的一个典型。为鼓励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教育部从1941年-1946年，举办了六届学术评奖活动，分别给予一、二、三等奖获得者2000-10000元奖励。联大教师先后获奖30余次，包括一等奖的周培源《激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与结构》，以及冯友兰《新理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
当然，郑天挺也有懈怠的方面，如1940年6月，他“与介泉（潘家洵）谈补习英文，余颇欲乘此暑假用功英文，余于此太差，不得不努力也”，但是后来几年的日记中，极少看见郑天挺学英文的记录。相反，练拳健身和掷“升官图”游戏的时间很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