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雄孙女忆祖母：还原吴健雄博士(14)

我们当面交谈或者通过她从世界各地给我写来的信和明信片交流就好得多。发行纪念邮票，贴在她最喜欢的交流方式上，看来是一种颂扬她的恰当方式。我无法知道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之间的相互深入了解。不过，这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流被简化为最纯粹的感情：我知道她爱我。
在我的朋友群中，我是唯一一个成绩报告单曾被交给一位近乎诺贝尔奖得主过目的人。我在六岁时得过一次坏成绩，后来再也没有过。我的父母让她随时了解我的学业以及我在小提琴方面的进步，有一段长时间我热衷于练习小提琴，那是因为她带我去了一个青少年交响音乐会，由马友友的姐姐马友乘指挥。她是祖母的朋友。
不知道我这里讲的故事是否给了人们一个严厉的中国祖母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她无非是想让我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看到突破周围的障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在美国的女性和中国人很少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她努力让自己受到重视和尊重。

作者小时候和祖母在一起丨家庭照片
早在1965年，她就在演讲中提倡科学界包容更多的女性。在麻省理工学院那年召开的关于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妇女的研讨会上，她抨击那种把科学视为男性领域的“牢不可破的传统”，并大声提出质问：原子或DNA分子难道也像我们的社会这样“对男性或女性有偏袒”？
她问道：“在我们现在这个富足而成熟的社会，在白天提供优良的专业托儿服务，使得妈妈们可以摆脱单调的家务，在他们喜好的领域工作，这种要求难道太过分吗？”她说，科学家们固然需要家庭生活。“可是，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对于伴侣和父母作奉献的人类高贵愿望也必须由男性平等分享。”
我记得我们之间曾有过一次冲突，当时我还是个青春期的孩子，我自豪地给她看了我刚打了耳洞的耳朵。她很生气。我怎么能在自己的身体上打洞呢？后来我了解到，她父亲一直坚决反对女孩子缠足，在她出生的那一年缠足被禁止，但在很多地方这种做法仍长久地持续存在。她侥幸地逃过了这样的厄运。
这是我们之间的代际距离之一——我这种美国人的凡事不在乎和她那种中国人的坚韧不拔。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我的祖父母终于可以回中国了，他们回去了很多次，但是从未带他们唯一的孙女——他们回去见亲戚，了解文化。中国曾是他们的家，但我觉得，对于我的祖母来说，这也是一个略带失落感的地方，就如同每当我经过哥伦比亚附近她居住过街道时，所产生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