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看得见的光——百岁诗人郑敏心灵肖像(3)

七月诗派拥抱“人民本位主义”，强调“集体的英雄主义”和扑向光明的行动性，被称为武装起来勇于搏击的堂吉诃德。就精神价值而言，堂吉诃德的单纯与哈姆雷特的复杂本是对立互补，堂吉诃德质朴的民间生活逻辑和乐观主义情怀与哈姆雷特穷究事理的忧思各有其用。可是，如果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简单对立起来，哈姆雷特的危机意识和辗转思考也就被扫荡出局，无人倾听也无足轻重了。

《九叶集》
“大跃进”时期，郑敏被下放到山西临汾农村，由于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四清”运动，她再到山西农村插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一年。接着文革，历史清查和开会批斗从天而降，她不得不将所有诗集付之一炬，不再谈诗，直到浩劫结束。也就是说，即使不算个人遭受的委屈和创伤，从30多岁到50多岁，至少20年韶华在风云变幻中流逝。诗歌没有生命，不会为世道无常而痛苦，那么诗人呢，是否恼恨时光虚掷，为远离诗歌而遗憾？
郑先生的冷静和超然在诗歌内外始终保持一致。她说，这20年对于她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人生经验。倘若不是下乡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会知道中国有那么贫困的地方，不会了解如此贫穷的人们离文化知识多么遥远、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相比，她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困苦算不了什么。而且，这段农村经历，让她从此忘不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守卫和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因此，即使是在那个年代，她也总能站在自我之外透视世相、积累思辨而不坠于悲观绝望。
“真正的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给历史的风暴”，这是郑先生一片赤诚的人生感想。她深信，唯有切肤的体验才能让她深刻地了解这个国家。她的无悔是真实的。
正因为关切民族历史和民族利益甚于一己境遇，郑敏先生得以在痛苦中浇灌希望，能够从哲学层面——二元认知论——来理解九叶诗派的历史命运。也正因为痴迷于新的思考和求索，郑敏先生无暇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伤痕文学群体哀哭过往，相反，她犹如青春重返，飞奔向前，热情拥抱新生活，投入新创作。
1979年，郑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开设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课程，同年发表《有你在我身边——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她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