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看得见的光——百岁诗人郑敏心灵肖像(6)

主观/客观、个人/群体、宏大题材/个人独白、灵/肉、雅/俗并不是你死我活、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在作品中相互交融相互转化；切断二者的联系和对话，择其一而敌视另一端，必使诗人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使诗歌丧失品质。
许多历史上遭遇过不公和冤屈的文学知识分子，在平反后很容易投奔文学意识形态的另一极——既然极左是错误的，那么越往右自然越正确；既然抹杀个人感性世界是错误的，那么，私人经验乃至感官感受自然高于一切，代表文学的天命。郑敏先生却始终保持冷静，不为逆向的情绪所动，坚持强调“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她在文章中指出，过去，整齐划一的宏大主题要求和创作形式规范抹杀个性、压制想象，固然对文学创作造成了致命打击，但是，反过来，倘若以小小的个人天地为唯一创作核心，作品也不可避免会流于平庸和狭窄，因为“两种相反的错误相互轮替并不能产生一个正确的至理”。
改变二元对抗思维，当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亟待解决的任务。郑敏先生铭记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再三撰文呼吁教育界和文化界突破新文化/旧文化、先进/落后等二元刻板认知，把中国人文教育和文化建设引向健康道路。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郑敏先生迅速觉察到伴随着欧美强势地位的“全球一体化”对于地球多元生态的侵蚀和压制。在她周边，她发现：
在几代中青年国民和文化精英中间，“传统”二字已意味着保守落后，传统文化在集体潜意识中等同于现代化的对立面。一种隐在的民族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正随着现代化的追求在中青年中悄悄地蔓延着。（《全球化与文化传统的复兴》）
在郑先生看来，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和西方中心主义，是我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只停留在五四时期”、许多要紧的认识尚没有走出“新文化运动”历史阶段的表现。（《教育与跨学科思维》）我们没能从20世纪初激进的自我批判和自省中走出来，进一步深化自我认识，故而陷入“新殖民主义”，故而轻易被西方设置的“现代文明/落后民族”等二元对立观念所俘虏，成为驯服的信徒：
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如老殖民主义那样以占领土地为目标，而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以商业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民族的生活伦理价值观，使他们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智慧，沦为强权国的文化殖民地……而这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地解放落后民族，赐给他们现代文明的口号下进行的。（《历史时刻：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与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