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从程序员到外卖员，普通人被算法支配的一生

《逆行人生》以中年程序员高志垒（徐峥饰）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在遭遇互联网大厂裁员的打击后，面对生活的重压转行成为一名外卖员，并逐渐在工作与生活的磨砺中重新找回信念与勇气的故事。
虽然同样属于“中年危机”的题材范畴，与徐峥此前执导的“囧”系列相比，《逆行人生》展现出一种新的风格，对普通人的处境有更细腻的洞察与刻画。
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影片，《逆行人生》在上映之前便因聚焦于外卖员行业引发了广泛的公众讨论。影片也因为情节设定不是从普通外卖员视角出发，而是从一个坠落的、不得不成为外卖员的精英视角去呈现外卖员生态，陷入舆论危机。不少评论仅根据宣传物料就预测情节，给影片贴上“美化苦难”“富人消费穷人”“强行大团圆”等标签。上映三天来，也有评论指出《逆行人生》并非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虽然体现出普通人面对生活重压的坚韧，指出家人比房子更重要，没有虚幻美化的空中楼阁，但对于更深的行业结构性问题多有回避。
如今，在影视作品中如实呈现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成了愈发困难的事。影片在这方面的处理值得肯定。今天的影评把该片放置在徐峥的作品序列里进行对比解读，梳理十多年来，徐峥作为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片导演，在创作上的变化。
治愈之旅的多重变形
在《逆行人生》上映前，除了作为联合导演参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的创作以外，徐峥独立执导的作品一共有三部，分别为《人再囧途之泰囧》（下文简称《泰囧》）《港囧》与《囧妈》。这三部影片在形式与内核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它们的主人公皆被设定为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中年男人，通过让他们体验一段曲折的旅途，表现他们从执拗到挫败，再到醒悟与转变的过程，以此来探讨以“新中产”为代表的都市群体面临的精神困境与生活危机，并试图完成“疯癫喜剧”（Screwball comedy）弥合阶层差异的文化功能。
2012年，在影视剧表演的道路上探索多年的徐峥推出了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电影《泰囧》，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其在2010年主演的电影《人在囧途》中的公路喜剧模式，还参照前作把互联网用语“囧”作为核心的创意概念，将人物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双重窘境设置为影片的文化基底，通过精于算计的商人徐朗与单纯善良的游客王宝之间的强烈对比，展开对物质与精神、财富与情感等关系的探讨。
《泰囧》以新颖的视听呈现、纯熟的类型化叙事和密集的喜剧设定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该片最终以12.67亿的票房打破了当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成为当年的现象级电影，徐峥也借此成为内地首位突破10亿票房的电影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