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从程序员到外卖员，普通人被算法支配的一生(4)

在《逆行人生》中，城市既没有作为遥远的“他者”以消费式奇观的方式呈现，也毫无《夕照街》《洗澡》等影片中的市井风情和地方趣味，它冰冷、压抑、同质化，日复一日地挤压着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情感空间。
经过前面的影像铺垫，《逆行人生》随后用极短的篇幅完成了高志垒遭遇裁员这一核心事件的叙述。伴随着回归程序员行业的心愿彻底落空，父亲中风住院、房贷长期拖欠、女儿学费待缴等一环连着一环的问题紧随其后，没有给高志垒自我的情绪宣泄留下一丝空间。
作为现代化象征的城市既能用相对稳定的规则与秩序给人们以阶层跃升的美好承诺，也极易将微小的个体裹挟进难以挣脱的旋涡之中。遭到城市机器放逐的高志垒面对的不仅是中产生活的退场与重建，还有男性尊严的断送与维护，他渴望尽快在这座“钢筋森林”里找回自己的身份位置，来阻止生活的坍塌。
人类学者豪道斯·魏斯（Hadas Weiss）曾在其著作《我们从未中产过》中谈到，中产阶层本来就是一个不稳固的身份，“将中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过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认为，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新式中产阶级”大多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他们更多是作为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美] C.赖特·米尔斯 著，周晓虹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
与此相应，电影在开篇二十分钟便围绕裁员事件，用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将“阶层滑落”的主题具象化地呈现出来，目的明确地告诉观众：中产的构建或许需要极为复杂的过程，但它的坠落只需要一个无法预期的意外事件。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走投无路的高志垒在年轻外卖员杨大山的热情引荐下骑上了经过改装的电动车，加入了外卖骑手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为了兼顾商业类型与主题表达的平衡、增加影片的戏剧性冲突，高志垒的外卖工作被设定为层层闯关的模式，他既需要驾驭这份极其辛劳与严苛的工作，也需要克服从互联网大厂中层到普通外卖骑手的心理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