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面欧洲杯：“场外暴力”中的性别霸凌与国族仇恨(13)

更多的女孩也开始突破身份的限制走上绿茵场。在我们身边，中国的藏族女孩普布志玛在男足学校当队长的故事也鼓舞人心。
但是，这些体育女性榜样的案例还远远不够，也不能说明足球男性化的局面被改变。体育世界的性别平等，不仅仅是“不排斥女性参加”的问题。根据帕特里夏·弗廷斯基对体育和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研究，女权运动在体育领域要有所建树，首先需要承认女性可在更宽泛的范围内选择不同的体育模式，而不是非要加入男性俱乐部，也不是按照男性的规则进行游戏或运动。从体育教学、体育政策规范、体育机构甚至商业组织，都要需要针对妇女、性别平等重新设计。没有这些框架基础，男性和女性不可能在体育世界里实现平等。
在这一基础上，足球才可能更多的展现出为包括妇女和女孩在内的边缘群体赋能的宝贵能力。以南非黑人妇女参与足球运动的过程为例，她们最初不但遭受种族歧视，也被认为是弱势性别，这样的双重压迫下，1900年代爆发了“黑色危机”。殖民定者害怕白人妇女被黑人男性勾引，从而禁止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担心引来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从而打破种族隔离。这些情绪进一步压迫了黑人妇女的生存空间，歧视的种族和性别理念把黑人妇女隔离在外。但此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女性在反种族隔离的体育运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开普敦的白人女性是1970年代最活跃的积极分子，她们对黑人运动持开放态度，并且直接参与集训、教练等管理角色。这一时期黑人女运动员也是积极的活动者，她们拒绝政府的资金，自发组织出反种族隔离的体育运动。
她们或许未能拿到奖牌，未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她们对体育政策的改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后来的女孩打开了运动的大门。其中代表人物是德西蕾·艾利斯（Desiree Ellis），她在国家队效力十年，直到种族隔离取消之前，她都没有机会代表南非参赛。退役后她也成为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南非足球大使和评论员，成为南非女足的一面旗帜。
足球体系的改变或许会更漫长，但一些俱乐部已经发生改变。根据《卫报》（The Guardian）的报道，巴西的巴伊亚俱乐部 （Esport Clube Bahia）在经过管理层的换代之后，逐步成为世界足坛最进步的俱乐部之一。这一任主席贝林塔尼（Guilherme Bellintani）为俱乐部定下了三个目标：改善财务状况，提高队员在球场上的表现，在发起球场上的“平权运动”。此后，巴里亚俱乐部尽可能还清俱乐部在以前欠下的债务，降低球赛的门票价格，赢了更多的比赛，并且让观球对球迷更加友好。他们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致力于让足球更具有包容性，让体育场对女性球迷和酷儿群体更安全，并反对种族主义、关心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俱乐部。“足球是很好的激励，足球将那些以善行为目的的人团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