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刑事辩护律师的励志故事，展现出一个真实的法治中国！(3)

于是，我把自己和弟弟刚在天津港创业组建的集装箱车队的事情暂时先放下，从天津回到了老家。
“发票，关键是发票！把发票拿回来就行了！”我从天津回来后，见到了父亲任职的变电所所长时，所长对我这样说。
最终，在父亲的同事和村干部的调解下，我与Z某广达成了调解方案。方案的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我父亲先出7万元给Z某广，算是返还他“多收”的窑厂电费，Z某广把电费发票给我父亲，此后双方重新核算窑厂账务，Z某广不再为此事追究我父亲或者供电公司的任何责任；二是我父亲投资了160万元的窑厂股份，扣掉已经收回的部分投资成本，以90万元的低价转让给Z某广，Z某广分期付款给我父亲这90万元。
我把这个调解方案告诉父亲时，他坚决不同意花7万元“买回”那些电费发票，更不愿意把窑厂股份卖给Z某广，我当时也没那么多现金，达成了调解方案后，事情却又陷入了新的僵局。
供电公司的领导当时还在一直在打我父亲同事的电话，催问调解的进度，我父亲的同事和村干部就又喊来了窑厂的会计商议此事。最终，他们三人各自拿出1万元借给我，让我先凑够了7万元给Z某广，拿回电费发票再说。
他们一再声明，这钱是借给我的，不是借给我父亲的，因为我父亲不认可这个调解，他们怕我父亲事情事后不认账。
钱的问题解决了。村干部说，关于买卖窑厂股份的事情，最好找个律师事务所去签个协议，免得以后双方再反悔。我当时也想让父亲跟Z某广签订个协议交给供电公司，以证明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就让Z某广联系个律所。
双方到了Z某广所找的一家律所后，起草协议的律师说，公司股份转让必须所有股东都签字同意才能生效。Z某广就通知了窑厂另外一个股东陶某成过来。
陶某成来到律所后，他说这是Z某广想独自霸占窑厂，Z某广这次若是得逞后，就会想办法再吞并他的股份。所以他坚决不同意Z某广买断我父亲窑厂的股份，也坚决不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
听陶某成这样讲，我父亲就更不同意我与Z某广达成这样的调解方案了。我私下劝说父亲，这不就是为了先保住工作，把电费发票拿回来交给供电公司内部调查嘛，反正陶某成不签字，协议也不生效。
我父亲觉得我说的这些，也是有道理，为了先保住自己的工作，就同意了签调解协议。Z某广着急要得到那七万块钱，也没有坚持让陶某成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
我父亲和Z某广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后，我交给Z某广7万元现金，Z某广把他投诉中提到的所谓多开的电费发票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