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周瘦鹃在1919(10)

早期电影的滑稽片与侦探片中不少无聊噱头和盗抢贼骗的内容，引起道德之士的贬斥，而周瘦鹃较为开放，所谓“吾国上中下之社会，则无不顾而乐之”，肯定大众的娱乐与消费。他自己对侦探片的机关布景及特技效果大加叹赏，对滑稽明星从林达、卓别林到罗克等一一点赞，然而他毕竟以“开通民智”作为电影的使命，认为他们都比不上格里菲斯。他盛赞格氏“为影戏制片健将，他人均不之及，如神狮登高长啸，百兽皆为慑伏。其所制片，妙在有界一宗旨，期以极深之印象，镌入人心。不若侦探长片之以情节炫人，又非如却泊林、罗克之专以博人笑噱也”（1920年1月17日）。周瘦鹃遵循“诗言志”“乐而不淫”的古训，在思想、娱乐与美学之间协商平衡，这样的观点也更能让人接受。
中国电影工业在1920年代初正式成形并大踏步发展，《影戏话》的发表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它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力度凝聚了时代共识，确立了电影与国族建构与大众启蒙的议程，并以一种“文人”的美学审视将世界电影观念移植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同时激活传统的再生。今天看来电影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周瘦鹃扮演了先驱角色，正是因为意识到电影这一新生事物，他始终热情推广，但有趣的是《影戏话》并未声称电影为“新”，像他这一年的大量书写本身与都市时尚潮流融为一体，这种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颇合乎“苟日新，日日新”的古训，也与波特莱尔所说的“现代性”意涵息息相通。这与当时《新青年》诸公以各种“新”的名义展开旨在彻底改造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显示出不同取向。另外《影戏话》以文言写就，与当时如火如荼的“白话文运动”背道而驰，而在周瘦鹃那里却不妨碍对现代事物的表达，或许在今天的文青眼中别具一种抒情风格的魅力。
作者：陈建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
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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