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周瘦鹃在1919

【导读】周瘦鹃（1895—1968）这一年的大量书写本身与都市时尚潮流融为一体，这种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颇合乎“苟日新，日日新”的古训，也与波特莱尔所说的“现代性”意涵息息相通。这与当时《新青年》诸公以各种“新”的名义展开旨在彻底改造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显示出不同取向。
正当“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主张“白话文”、“打倒孔家店”到维多利亚式的“易卜生个人主义”及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新旧思潮之激战”，尽管众声喧哗，却汇集为一股“新”的意识形态洪流，目的在于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相映之下，周瘦鹃在1919年的大量书写隐含“新”的意涵，却体现了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
“五四运动”与文学纪实
周瘦鹃在1919年，第一件事是他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支持，无疑昭示其写作生涯的危机与激情时刻。从6月至9月在《申报·自由谈》中以“五九生”笔名为新辟“见闻琐言”专栏发表了14篇时事评论，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谴责政府当局的卖国行径，声援北京和各地罢课及罢市。同年6月又出版了中篇小说《卖国奴之日记》，绘声绘色记载了5月4日学生“火烧赵家楼”与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其时周瘦鹃24岁，是上海的知名作家。如果说5月26日在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上出现“五四运动”的命名而继续其滚动效应，那么少不了像周瘦鹃那样推波助澜的环节。今天来看这似乎印证了历史学家的一种论点，即历史由那些与政治及思想的伟大事件相关的“公共记忆”所构成，然而在1950年代周瘦鹃被当作“反五四逆流”的“鸳鸯蝴蝶派”而遭到批判，他不服气并有所声辩，自己却记不起当初与“五四运动”的那段文字因缘，说明“公共记忆”常常是一个社会意识的排斥装置，对于个人记忆也扮演了吊诡的角色。
6月,周瘦鹃的第一篇时评说：“前天上海二万多个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上替北京大学殉难的烈士郭钦光开追悼会，十分悲伤。我说一样一个人，郭钦光死了，就有这二万多双眼睛中为他落泪；要是章宗祥一死，恐怕要有四万八万多个脸儿上显出笑容来咧。”章宗祥被殴，一度传闻重伤致死。周瘦鹃对于郭钦光与章宗祥之死的悲喜比照，爱憎分明不言而喻。其实上海的反应还是嫌慢，5月4日后不久北京学生实行罢课，上海至19日才罢课，25日广州为郭钦光举行追悼会，上海也迟了一周。《申报·自由谈》本是文艺副刊，开辟“见闻琐言”专栏意在跟进新闻，周瘦鹃颇似临危受命，毕竟打破了报纸一向自诩的“中立”立场，成为映现“五四运动”与市民情绪波动的镜像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