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的日常生态——周瘦鹃在1919(2)

“五四运动”掀起阵阵文化冲击波，如黎锦熙指出，全国白话小报一时达到四百种之多，而报纸副刊也突变文风，旧体诗文被白话译著所取代（《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页72）。上海另一大报副刊《新闻报》的《快活林》也跟进，7月间把向来居版面之首的“谐著”栏目改为“谈话”，文言变为白话，也特邀周瘦鹃为主笔。如在8月20日《苍蝇》一文中，他以嬉笑怒骂之笔把参加巴黎和议的代表或山东省长等人譬作一群“专使撒烂污政策”的“大苍蝇”。的确，比起其同人周瘦鹃显得更为开放新潮，因为“五四”而文运高照。
此后周瘦鹃追踪时态发展，对政府当局尽鞭笞嘲讽之能事。6月8日他说：“眼前北京政府的举动，不是很像死物狂么？”“人发死物狂时，还有医生医治。政府发了死物狂，那就是没有法子想，你不见那许多学生，明明是起死回生的好医生，他却非但不愿就医，反而杀起医生来，唉，可怜可怜。”6月10日说：“从五月四日以来，要算是中华民国全国学生的受难时代，被拿的被拿，被打的被打，也有被刺伤的，也有被饿得半死的，你们看北京天津武昌南京上海那一处没有这种事？”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与币制总裁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最遭民众痛恨，政府不得不将它们罢免。周瘦鹃在6月18日说：“曹章陆的罢免令已下，上海商界上欢声动地，都开巿了。但我有一句话要劝告我们国民，那三人虽已去了，我们做国民的事，还没有完结，可是国贼不但是曹章陆，还须防着旁的人上台，这是第一件事。
五月九日是永远的国耻纪念日，大家不要忘却，赶快提倡国货，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大家须得打起精神，监督政府，因为政府好似个六七岁的顽皮小孩子，你好容易把他教训好了，一旋身怕又要淘气咧！”
周瘦鹃特别爱国，身上重叠镌刻着“国耻”两字。“五四”激活了他对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记忆，其自述以“五九生”为名，因出生在五月八日夜间：“只差几个钟头，说他五九生，也总算过得去。”另外他曾经一再提到他的父亲病死于1900年，正值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王朝出逃，因而临终时忧愤交加口喊“杀敌！”深受“国耻”刺激，周瘦鹃在1915年作了中篇小说《亡国奴之日记》，主人公在祖国沦亡后逃到太平洋孤岛上发出锥心刺骨的悲号。1919年又将满腔悲愤倾注于《卖国奴之日记》中，内容过于激烈而找不到出版商，结果他以“紫兰编译社”的名义自费出版。
《卖国奴之日记》始自1919年1月，至年末为止。以第一人称模拟曹汝霖口吻，以其好友老罗与张姓“地皮大掮客”分别影射陆宗舆与章宗祥。书中描写“欧洲和会”激怒国人，三人暗中与“东国”的卖国交易，5月4日日记主人的府宅被烧及，老张受伤，军警镇压，罢课罢市蔓延全国，直到三人被免职。小说在六月出版，这些情节皆根据新闻报道而来。7月之后的情节全凭虚构，描写了中国灭亡、主人财产全被东国没收，众叛亲离，人人喊打，至12月这一“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穷途末路，“打算投往蒙古外沙漠中，掩盖我卖国的罪恶，等着一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