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写下《巨流河》的百岁老人齐邦媛去世！有多少人曾读这本书泪流满面(10)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扶稼堂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已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诗情。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布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神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多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
我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
他不是说“生命在我，复仇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
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
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于印证现实。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
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着“山川壮丽，国旗飞舞......”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口，几乎没有一时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真正是响彻云霄。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我一面跑，一面哭着回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复员”回到上海，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它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搬迁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
——文章摘选自齐邦媛《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