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对农奴制不满却又无法下定决心(3)

他在谈《父与子》的创作时说：“我看到许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对我表示一种近乎愤怒的冷漠，而从我所憎恶的一帮人、从敌人那里，我却受到了祝贺，他们差不多要来吻我了。这叫我感到窘促……痛苦；但是我没有受良心的责备；我知道得很清楚，对于我所描写的典型，我的态度是诚实的，我不但没有抱有成见，而且还很同情他；我非常尊重艺术家、作家的使命，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昧着良心。”
出于同样的原因，《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在争论中压倒潘辛，也就是作品中的斯拉夫主义者打败了西欧主义者，这是令屠格涅夫感到完全合乎情理的结果，他说：“因为，在这个场合，照我的理解，生活正是这个样子。”

出于这样的艺术立场，屠格涅夫避开了民众期待赋予作家的判官和导向者的使命所带来的困境，但却又被动陷入了另一种矛盾境地。
整体来看，从屠格涅夫的具体作品里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出现实所处困境的折射，但其中的思想导向性几乎是以最小化的程度体现在作品中，至多不过是细微的环境衬托。因为屠格涅夫并未打算通过创作而成为评定生活与道德的圣人，这也是他坚持的创作立场。
他笔下的人物困境来自于先进的社会思想与所在阶层固守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来自于拥有行动的决心与实际力量尚为弱小之间的矛盾。

但在他的笔下，主人公思考与抉择的共同结局都有一定的相似性：《贵族》中的罗亭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牺牲在巴黎街垒之上；《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在赴保加利亚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途中病逝；《父与子》中巴扎罗夫在解剖尸体时死于病菌感染。这些作品人物没有迎来最终的胜利，最终没有走出各自所面临的来自个人与时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