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有情有义有才的吴宓为何会孤苦(7)

可是，当毛彦文为他不惜提前结束学业赶到巴黎与他见面时，吴宓又对即将步入的婚姻产生了无限恐惧，又冷静地对毛彦文说，只订婚不结婚。毛彦文问他为什么，他说了一句完全不足以为自己开脱的话：“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
好一个“无可如何”！
虽然订婚了，吴宓却迟迟不发出愿意结婚的信号。他的内心依然在浪漫的想象与触手可及的现实之间游移不定，在他日复一日的彷徨和中，毛彦文对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安全感也消磨殆尽。
1935年2月，毛彦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大她28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为夫妻，令吴宓大为愤懑。三年后，熊希龄病逝，吴宓又开始了对毛彦文的追求。而此时，毛彦文对吴宓早已彻底死心，对于吴宓的频频示好，再也无动于衷了。

毛彦文与熊希龄的结婚照
据毛彦文晚年回忆，吴宓作为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有浓厚的书生意气和诗人的浪漫气息，吴宓对于她的追求，也多半是吴宓自己想象出来的“爱情”，而就她自身的感受而言，“爱情”是并不存在的。当有人提到《吴宓日记》中详细记录的对毛彦文的爱慕之感时，毛彦文连忙摇头，说，“真是无聊！”

与女学生的黄昏恋和凄凉的晚年

解放后，吴宓选择和挚友陈寅恪一起留在大陆，陈寅恪去了南方执教，吴宓则到了四川，于1949年春夏之交进入重庆的相辉学院执教，并兼任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一年后转入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又在当年9月进入西南师范学院的历史系任教。
受《红楼梦》影响，吴宓在教学中一向对女学生更为偏爱和照顾。1953年春，即将迎来花甲之年的吴宓收到一封署名为“邹兰芳”的女学生的来信，声称自己是重庆大学的毕业生，久仰吴宓大名，最近又在报纸上读到了他的某篇文章，十分佩服他的教授风采和道德学问。吴宓读后，戴着老花镜给邹兰芳写了一封书生气十足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