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墙的人与撞篱笆的羊(3)

这种对人的制约性，随着具体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中世纪以神主宰一切，人在神之下，最大的制约性便是这无处不在的“神”；步入工业社会，人处于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之下，最大的制约性便是无处不在的“物质”或“生产”。然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制约，人都不可能全然被“墙”或“藩”所压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全然用“穿墙越壁”的超能力来应对。现实中的人必须找到与它安然相处的智慧，而不应如杜蒂耶尔那样行走于两种极端。
中国千年之前的智慧，似为此已作一探索和努力：这便是在大制约与大自由之间，应当寻求一种精妙的平衡。我以为这即是李泽厚先生高度重视的“度”的问题。“度，就是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人类是靠这个东西生存下去的”“中国上古极重音乐……它有各种不同的‘度’，它不仅使人际和谐，而且‘神人以和’，人与天地宇宙和谐一致，协同共在”（《中国哲学登场》）等等，这都是在论述“度”的重要性。歌德在其《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也提及类似“度”的概念。
《周易》讲“中正”，是讲“正如此”和“当如此”的问题；孔子观攲器，是讲恰到好处的问题，这也都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度”的问题。再有，《乾·文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我以为便是讲人一旦寻找到这种精妙的“度”，他就能在这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偶然性中，不偏于一隅，不执于一念，在无处不在的制约和反制约之间获得具体的自由。换言之，人无需如杜蒂耶尔那样或被压抑得丧失自我，或尽情放纵欲望而感到虚无，在两端之极落入困境，而是能于此“度”之中，在不失去自我的同时获得具体而充实的自由，也就是在现实中能够“合情合理”的生活、发展。
而这个“度”是一种经验的尺度，是“实践出真知”，是在无数的探索和总结中得来的。当下，很多人都在谈让中华文明和中国智慧在当今世界发出声音，我想，以埃梅《穿墙越壁》和《周易》“羝羊触藩”为启示，中国人历来强调的“度”的智慧，强调事物的“合情合理”，或是一个较好的出发点吧。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