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蓬蒿任尔风

本文转自：北海日报
第一次听说陈建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十多岁的我发表处女作后，加入北海“滨风文学社”，认识了一位区船厂的兄长，有一天这位姓陈的兄长拿着一本《小说月报》，问我认识封面人物吗？我茫然地摇摇头。兄长说：“陈建功，北海人。”后来，北海作家协会在市迎宾馆组织一个小说改稿会，陈建功在会上突然点名要认识我，说是听他的姑妈说，某某某（就是鄙人）也喜欢写小说。这是我与建功老师第一次见面。
1995年，陈建功由北京作协调到中国作协，以后好像几乎不写小说了。作家们都传他在一个颁奖会上充满自嘲的即席发言，说“八十年代我算是一个领奖的‘专业户’，现在我是个颁奖的‘专业户’了”。的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陈建功的中短篇小说风靡一时，先是煤矿生活的悲喜剧，后是北京平民生活的悲喜剧，如《盖棺》《丹凤眼》《找乐》《鬈毛》《前科》《耍叉》等等，却同时又有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篇章，如《飘逝的花头巾》等，用王蒙的话来说，“这个作家擅长用‘两把刷子’”。
确实，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和十年矿工生活的遭遇，造就了这位故事讲述者的双重叙述风格。当然，他在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文学专业，裹挟进思想解放的大潮里，或应是一种历尽磨难后对为人为文之道的沉淀与反省阶段。彼时，即将而立的陈建功，谢辞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献礼项目”，中断了业已立项的电影剧本，从《京西有个骚达子》和《盖棺》开始，“走异路、寻他乡”，这文学的屐痕不仅记下了他人生的觉醒，也记下了他对文学理解的升华。我清楚地记得，在各种“主义”风靡文场的时候，他就说过，别被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所迷惑，别追逐着去端那些时髦的饭碗。小说，就是拿你认识的几个人物、你想到的几个人物，把他们搁到一块儿，让他们热闹热闹就成啦。他又说，当然这里说的“热闹热闹”，不是让你当“彼得堡的马车夫”，只是海阔天空地闲扯——你要为你的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
这番话看似浅白，却使我忽然想起一句古语，“高僧只说寻常话”，既已参透，何须高渺？用陈建功的话来说，你的一篇作品，不求“来世报”，只求三年五年，读来仍有滋味，已算不差。你说你是啥主义？啥流派？
陈建功喜欢并善于把他的人生历练和叙事魅力展现在他的小说里，难怪文学批评家李舫这样评论他：“陈建功的文字，幽默风趣，自嘲而不自弃，反倒显现为一种生命的尊严和神采。他描述人、事、物，寥寥数笔，略有夸饰却传神悦人。……他似乎早已洞悉人生的真谛，亦早就与世界达成了和解。时光荏苒，他甚至不愿意把这些所谓的真谛与和解予以哲理化，更愿意把这讲成逸闻趣事，聊博一笑或亦可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