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体诗写作-下（创作近体诗的载体）(47)

贬官士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面对的是艰苦的旅途、荒凉的一与，等待他们的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对此，三国吴因触怒孙权被贬到交州（今越南河内）的虞翻云：“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见《三国志》虞翻本传裴注），诗歌自然成为发泄内心痛苦愤懑的最好工具。贬官士人旅况的艰辛、漂泊天涯的苦楚必然表现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导致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士人的创作总是必然地受到生活积累和地位处境等主客观条件影响制约的。贬官文学不同于宫廷文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贬官士人不再是在宫廷中陪侍唱和的官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谁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杜甫弃官前在贬花州（即华州）途中也发出了翩翩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浩叹！是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又怎能不发出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我乡的感伤？试想落魄的士人醉酒和咏酒，借酒抒怀作不平之鸣，自有其心理的、精神的需要。饮酒于他们乃是壮志未酬的愤慨，心中无限哀愁的发泄。清醒时，致身通显的心理期待与冷酷的现实使他们更多的思索人生、命运、生死等问题，表现为贬官文学中的多梦现象：当升官梦伴着清官梦一起破灭的时候，他们感慨于南柯一梦，咀嚼着庄周蝴蝶梦，更多的人又做起了陶渊明的桃源梦。备受艰苦如屈原者唱世人皆醉吾独醒，屡受磨难如苏轼者浩然长叹人生如梦。
仕途多舛者的文学作品依托的人文特征：
大凡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总是先从民间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嫩芽的。而贬谪的经历，是他们的生活下跌到民间，无案牍之劳形的贬官士人，渐次摆脱名利等各种杂念的影响，能够更为充分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诗人的视野都比较开阔，多种题材都可以入诗，加上自身的文学素养，往往能够探索出新的文学样式。刘禹锡在贬谪中以《竹枝词》吟咏风俗获得巨大成功，遂使竹枝词成为后世文人吟咏风俗的专用体裁。更有苏轼创豪放词，元白开文人以词唱和的新风。仕途的失意加重了士人的感伤情绪，政治上的挫折玉成了他们的咏史怀古诗，那种对历史和人生深刻思索，睿智而又隽永，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等。
初踏贬途的仓皇、身陷文化“蛮夷”之地的精神痛楚、才学难施的生命荒废之感以及在贬谪苦难中既坚守忠奸大义又竭力超越痛苦的心路历程必然要反映到贬官士人的文学创作中。在许多朝代中，对官员进行贬谪处罚的典型方式就是派遣到远离京城的城市去。在这些被贬谪的官员心目中，这些城市就是一种草野。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在他笔下这座城市的形象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完全是一幅荒郊僻壤的景象。柳宗元描写他被贬到的柳州是“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蛮烟瘴雨之地。苏轼被贬到黄州后，所描写的景色不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就是“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都是乡野江湖气象。实际上到了唐宋年间，上面提到的这些城市多已相当繁荣了。但在传统士人们的眼中，这些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似乎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