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由来(2)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并对“化装同行”的过程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后，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高一涵能够叙述得如此详细是因为与陈、李存在不同寻常的关系。他和陈独秀是安徽同乡，民国初年，两人在日本时，曾同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编辑；陈独秀回国后创办《新青年》，高应陈之约，是主要撰搞者之一，两人交往十年多，相知甚深。高一涵和李大钊的关系也很深厚，两人同在日本留学，专业都是政治学。在日本时，两人还曾共建“神州学会”，并同是该学会机关刊物《民彝》杂志的编辑。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高一涵和李大钊先后进入北大，都是政治学系的教授，俩人联手开设“现代政治”讲座。共同的政治爱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把他们三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高一涵回忆陈、李有相约建党之事，应是可靠的。学术界对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去天津的途中，陈、李是否谈了“建党之事”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过，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采用了高一涵的叙述：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可说明，高一涵叙述的这段历史得到党史权威部门的采信。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
的形成
那么，是谁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组合起来的呢？
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撰文回忆：就我所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怎么听说过，它是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口号后才又被提出，并逐步传开的。
2001年由李新、陈铁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一书中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书中写道：“李大钊决定亲自伴送陈独秀到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以上这段叙述中的后面一句话里，其实就有“相约建党”的关键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