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李君如：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4)

第二，毛泽东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毛泽东就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农民和农民运动研究。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编写《农民问题丛刊》，以调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民运动。毛泽东指出：“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3](pp.39-40)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时，可借助大英博物馆的大量基础性材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后来花费大量时间到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的主要原因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靠自己迈开双腿，到农村去调查，才能了解国情、农情。
值得指出的是，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开宗明义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提到：“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3](p.37)
第三，毛泽东脚踏实地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成果被党中央领导人否定，但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和肯定，共产国际由此知道了毛泽东。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5天。2月16日，毛泽东将考察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并以《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为题，给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作报告。3月5日到4月3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战士》周报连续刊载。4月初，《民国日报》（汉口）、《湖南民报》也先后刊载这篇报告。然而，这篇受到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热烈欢迎的报告却遭到陈独秀等人反对。3月12日出版的《向导》周报刊载了这篇报告前七部分后，第八部分（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因陈独秀反对而停止刊载。但当时兼管中央宣传部的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决定将这篇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在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并亲自作序，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