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李君如：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5)

[2](p.182)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周报刊载的这篇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谈到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2](pp.182-183)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曾谈及这次考察是如何改变自己思想的：“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3](pp.46-47)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这一时期的思想认识情况时也明确：“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4](p.45)
第四，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时期所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谈及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过程，指出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可以“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同时，他又说：“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5](p.379)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党的三大后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描绘。无论从全党的思想理论争论来看，还是从毛泽东的探索和思想认识过程来看，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
第五，正是鉴于上述原因，领导秋收起义的任务落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由此承担起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重任。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就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一事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前往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秋收起义时，当时有一种意见要湖南组织一个师去广东，毛泽东力主“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前去，提议毛泽东前往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会议最终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后来，湖南省委经反复讨论包括和中央的争论，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作为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