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天蝎座，从眼神我就知道​|星期天文学·骆以军(3)

复仇的春丽，别无选择，只因好降生此宫，童稚、哀愁、美艳、残忍完美协调地结合，天蝎座。从眼神我就知道。
当然我们都还记得三年十班的教室。那年我父亲因我至今不很清楚的原因，被他任教的那所中学解聘，整整一年皆面色阴沉地赋闲在家。家里孩子们疯闹地追逐到父亲的书房门前，总会想起母亲的凝重叮嘱，声音和笑脸在那一瞬间没入阴凉的磨石地板。甬道的书柜、墙上父母亲的结婚照和温度计、父母亲卧房的纱门，还有一幅镜框框着的米勒的《拾穗》的复印画。小孩子都知道家里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是在这个甬道组成的房子之外，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我清楚地记得，三年十班的教室。那之前，我和哥哥姐姐念的是靠近通往台北的那条桥的私立小学，小男生小女生穿着天蓝色烫得笔挺的制服，小男生留着西装头，钢笔蓝的书包上印着雪白的校徽。私立小学的校长据说是抗日英雄丘逢甲的孙女，父亲是她政工干校的同学，所以全校的老师都认得我们家的孩子。每当姐姐牵着我走过办公室，很有礼貌地向那些老师问好，就会听见她们说：“啊，那是杨家的孩子嘛。”这样地和姐姐一同在回家的路上，同仇敌忾地睥睨着同一条街上那所小学的孩子：啊，肮脏地挂着鼻涕，难看的塑胶黄书包，黑渍油污的黄色帽子。也没有注意父母那些日子不再吩咐我们别理那些公立学校的“野孩子”。于是就在一次晚餐饭桌上，沉默的父亲突然面朝向我说：“这样的，小三，下学期，我们转到网溪小学去念好不好？”
本能地讨巧地点头，然后长久以来阴沉的父亲突然笑开了脸，把我的饭碗拿去，又实实地添满：“好，懂事，替家里省钱，爸爸给你加饭。”
餐桌上哥哥姐姐仍低着脸不出声地扒饭，我也仔仔细细地一口一口咀嚼着饭。一种那个年纪不能理解的，糅合了虚荣和被遗弃的委屈，嗝胀在喉头。
然后是三年十班的教室。我也戴上了黄色小圆帽。下课教室走廊前是我惊讶新奇的孩子和孩子间原始的搏杀：杀刀、骑马打仗、跳远、K石头。陌生的价值和美学，孩子们不会为骂三字经而被嘴巴画上一圈墨汁。说话课时从私立小学那里带过来的拐了好几个弯的笑话让老师哈哈大笑全班同学却面面相觑地噤声发愣。
然后是一次自然课和自己也一头雾水的老师缠辩蚯蚓的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而博取了全班的好感。不是因为博学，他们不来那一套。那天原是要随堂考的，老师却在紧追不放的追问下左支右绌地忘了控制时间。有一些狡猾的家伙眼尖看出了时势可为，也举手好学地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加入混战:“那，老师，如果蚯蚓和蚕宝宝打架，是谁会赢呢？”“那万一切掉的那一半是屁股的那一半，不小心又长出屁股来，那不是成了一条两个屁股的蚯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