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及其遗产：在民主脆弱的年代，抵御诱惑显得尤为重要(3)

“波兰的决定，甚至比摩尔豪斯声称的还要重要。他的书侧重于1939年9月的战斗，而不是德国-波兰、德国-苏联的关系。希特勒的动机表现为对战争的渴望，这千真万确。然而，希特勒特别想征服苏联。四年多来，纳粹的外交试图将华沙拉入反对莫斯科的进攻联盟。”斯奈德写道。
不过，斯奈德也认为，这本书虽然填补历史空白，让许多波兰读者感到满意，但也挑战了当今波兰官方对战争的记忆。如果波兰人能够在1939年的可怕环境中做出选择，正如摩尔豪斯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可以合理地询问他们在那之前做出的选择。《波兰1939》在讨论波兰社会时最无力，没有向读者介绍战前的经济、社会和民族政策。
“今天的波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被理想化，1939年的失败被描绘成一场清洗的受害者。回到战争之初，可以清除波兰的敌人（和盟友）的宣传，但同时也提出一些关于波兰本身的问题。”斯奈德说。

Poland 1939: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Roger Moorhouse
Basic Books，2020
如果说《波兰1939》聚焦在波兰，那么另一本新书《纳粹威胁：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通往战争之路》（The Nazi Menace: Hitler,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Road to War）主要关注的是波兰的敌手德国，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教授本杰明·卡特·赫特（Benjamin Carter Hett）。
哈佛大学教授、《战争的余烬》作者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在《纽约时报》称，赫特的新书集中关注了1937年以来德国政府内部的发展，也考察了英国、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思想，还注意了其他主要国家首都领导人的想法，如巴黎、华沙、布拉格、维也纳和罗马。
赫特认为，对于西方领导人及其民众来说，1930年代后半期意味着一场“民主的危机”。在丘吉尔、沃尔特·李普曼等有影响力的观察家心目中，主要的民主国家能否有效应对来自极权主义国家的威胁似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做好战争准备，并且随时可以获得资源。西方领导人能否动员他们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和善变的选民来支持昂贵的海外承诺？如果这些选民受到法西斯主义影响，受到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蛊惑，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