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及其遗产：在民主脆弱的年代，抵御诱惑显得尤为重要(4)

暴躁而敏锐的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看到了危险。1938年底，他在克利夫兰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每个聪明的男人和女人都知道，威胁美国和席卷其他国家的危险是一样的。”
后来，伊克斯的担忧并未实现。华盛顿和伦敦的民主领导人一点一点找到立足点。他们击退极权主义的威胁，维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四项自由：言论和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今天，我们再次陷入民主危机，赫特从开篇就强调了这一点。也许他的做法超过必要程度，似乎不确定读者在没有他的坚定指导下，是否能理解1930年代和我们今天的相似之处。”罗格瓦尔写道。
不过，罗格瓦尔觉得，我们很难不同意赫特的总体判断：“最重要的是，1930年代的世界被一个根本性冲突所困扰：世界体系应该开放和国际化，基于民主、自由贸易、所有人的权利和法律为基础？还是说，世界应该按照种族和民族的界限来组织，让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欠少数群体任何东西，并尽可能将其经济空间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一冲突。”

The Nazi Menace: Hitler,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Road to War
Benjamin Carter Hett
Henry Holt and Co.，2020
抵抗：在社会整体陷于帮凶般的服从之外
在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中，他反驳对纳粹上台的一种常见误解——通过民主选举，是人民的选择。概括起来，经济的恶化、议会民主的失效、人民普遍呼唤干预，还有兴登堡总统的选择、魏玛共和国自身内阁政治的问题，所有因素加总在一起，才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
而且，埃文斯强调纳粹德国对民众和反对派的镇压，认为过往历史学家比较忽略这一点。“1933年，有20万德国人被关在集中营，因为他们属于纳粹党的反对派。盖世太保非常成功地在1936年之前摧毁了反对派，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有生力量。有200万纳粹特工，所谓‘Block Wardens’，被部署在不同的街道和街区对人们进行监控，确保无论在何种情况人们都不会组织任何反抗行动。”他对《澎湃新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