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及其遗产：在民主脆弱的年代，抵御诱惑显得尤为重要(6)

布朗宁称，在罗斯伯顿的书中，高层政治和盟军战略优势完全消失，个人故事和动机凸显出来。这些年轻抵抗者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口灾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主义、防御性的马奇诺心态，以及被1940年6月的突然战败和占领所颠覆的世界。他们的动力，远远超过典型年轻人的激情和对权威的不信任。为了自由和爱国主义而行动，他们反对维希政权和德国占领，德军罪行激发他们“突如其来的勇气”。最终，他们的“伦理世界”比长辈“更清晰”，拥有一种“道德确定性”，即冒着生命危险，常常准备为“更好的未来”而牺牲。
“在罗斯伯顿的研究中，几乎每一个例子都是犹太人、共产党人或移民的某种组合。……大多数法国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最初都被1940年的失败所震惊，陷入沉寂，而犹太人被驱逐的冲击，德国强迫劳动的征兵威胁，以及战争潮流的变化，才激活法国人从顺从维希转向抵抗。”布朗宁写道。
在《反对希特勒：反抗纳粹统治的德国人》（Defying Hitler: The Germans Who Resisted Nazi Rule）中，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和格雷格·刘易斯（Greg Lewis）两位作者试图表明，曾有一些勇敢的德国人，出于对德国的热爱而叛国，希望挽回他们民族的荣誉。
布朗宁称，他们生动地描绘了反抗纳粹政权的广大群体和个人，比如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的策划者、白玫瑰组织，得到应有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注了孤立的抵抗者，如乔治·埃尔泽（Georg Elser）、弗里茨·柯尔伯（Fritz Kolbe）、库尔特·格斯坦（Kurt Gerstein），以及以前被边缘化为受共产主义“污染”的群体——赫伯特·鲍姆圈（Herbert Baum circle），尤其是哈那克圈（Harnack circle）。

Defying Hitler: The Germans Who Resisted Nazi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