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独立Livehouse场地的生存报告(4)

6年前的7月， DDC试营业的第一晚，近200人到场祝贺， 创始人69将1969年Woodstock音乐节所象征的乌托邦青年浪潮符号纹在自己的两个手腕上，却在商业上仍保有“理性思维”，想用开源Open Source的理念运作自己的Livehouse场地——以更科学、有效、合理的手段，最大化地利用互联网手段、渠道以及思维方式为日常工作做服务。
2014年刚开始营业的头半年里，DDC共举办了119场乐队演出，到了2019年，DDC在365天里举办了350场演出。
2015年前后，北京城市规划落地实施，鼓楼片区从稳定区变成商业区，租金大幅上涨，而一夜之间驻扎在“商业区”的Livehouse们却并非商圈既得利益者，租金与大环境问题，极大掣肘着鼓楼片区Livehouse的存活问题，包括愚公移山、DDC在内的Livehouse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鼓楼mao、XP、热力猫更是就此湮没成为“前浪”。
一方面是硬性环境因素限制，另一方面，Livehouse文化及市场也正在被更多受众及资本看到。
《2018中国现场音乐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演出场次、观众、票房涨幅分别达到30%、14%、13%，收入为48.57亿元。其中Livehouse增长最快，涨幅51%，并首次票房收入破亿，达到1.25亿元。
但在硬件遭受桎梏的疫情冲荡下，票房似乎成为了空谈。69在自述中曾表示“正常时候DDC每个月能有几十万流水，虽然最后也生不了什么，至少能维持场地运转。”
而在疫情、演出资质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催化下，DDC最终选择撤离山老胡同。
另一方面，以酒水为主要经营模式的Livebar在几近脱离了演出经营之后，情况也并不不乐观。
位于交道口南大兴胡同73号的蜗牛的家小酒馆诞生九年，也是蜗牛的家品牌起源，此后为了反哺这一“起源”，创始人小伟和皇子陆续运营起蜗牛食堂等网红餐厅，进行多线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