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用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终于与笔下的钱锺书夫妇达成和解(11)

谢泳老师在《钱锺书交游考》中就说，西南联大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对钱锺书后来创作小说《围城》是有影响的。在《围城》中西南联大的一些人、事，可以窥得一见，也可以看到作家通过小说人物表现出自己的评判。
接着，宗璞着笔——
又有一次，因为对《九歌》的英译有几处不同看法，尤甲仁和其他人有争执。“意见不同，本来是可以讨论的，尤甲仁却说了许多嘲讽的刻薄话，引起议论。”有人背地里说，“尤甲仁自视太高，全不把人放眼里。”“文人相轻也是常情，但是过于伤人，未免叫人寒心。”因了这些，他俩的去志并未减少。
此处笔锋一转——
某天湖边散步，他们偶遇原楼下与别人相好而出走的邵为的太太，丰衣足食。她问秋尔，学校还会搬家吗，接着又说，再逃难，更没法子过日子了。我要是你们，早回天津去了，总比这里舒服得多。说罢，坐家里的人力车走了。留下的秋尔，喃喃，好久没有坐人力车了。
貌似一笔滑过，却把姚秋尔在条件艰苦下对物质的内心向往暴露了出来。再清高，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难想像，《东藏记》2000年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撰写了读后感，有在索隐中对号入座并加以分析的，认为“文革”中冯友兰出卖良心，一介书生钱锺书看不起，遂出言讽刺。宗璞于是写书为父报仇。
有人指出，钱此举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表现。也有人认为，《东藏记》让钱锺书杨绛走下神坛。同样有人说，对于钱锺书的学问宗璞根本无法懂得。更有人说，尤甲仁姚秋尔处的着笔如赵姨娘之骂，影响了整本书的水准。还有人说，《东藏记》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余杰语）”。
但就像冯家接连变故一样，钱家也连遭不幸，1997年3月，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去世。剩下《我们仨》中的杨绛一人，独自顽强捍卫钱锺书的人格品质。
2005年《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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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中尤甲仁姚秋尔的发展演变
第三卷《西征记》2008年写完。这期间宗璞的夫君蔡仲德先生2004年去世，她一个人天地之间踽踽独行。2017年第四卷《北归记》完成，到出单行本时，已到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