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用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终于与笔下的钱锺书夫妇达成和解(15)

实际上，从《东藏记》再到《西征记》《北归记》直至大结局的《接引葫芦》，在小说中近百位人物角色中，尤甲仁夫妇的着笔并不算多，份量不算重。他俩只是匆匆过场的人物，不过是知识分子中的一抹颜色，增加了这个群像的立体性丰富性。
到整部小说的结尾部分，《北归记》第七章（268页），有这么一节很是特别，宗璞让弗之在课堂上讲了“乌台诗案”，说，“苏轼因嘲讽朝政，他的诗更被深文周纳，成为反对朝廷的证据，被捉到汴京投入监狱。”“受到冤屈，几乎丧命，却还要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大才如苏轼，也不得不这样说，而且是这样想的，这是最最让人痛心的。千百年来，皇帝掌握亿万人的命运。国家兴亡全凭一个人的喜怒。一个人的神经能担负起整个国家的重任吗？神经压断了倒无妨，那是个人的事，整个国家的大船就会驶歪沉没。”
苏轼受陷害还要高呼“圣主如天万物春”，且“不得不这样说，而且是这样想的”，宗璞是否意比父亲冯友兰，在大时代面前个人之渺小之无力？连诗圣苏东坡都不能例外，又遑论区区其他人呢？她在为父做“理解之同情”的同时，也不免发出“这是最最让人痛心的”感慨。
小说之外，宗璞从没有对尤甲仁姚秋尔这对人物展开评论。杨绛也未曾对小说中的人物发表意见。
时间的推移，小说的发展，作者心态的变化，尤其小说中尤甲仁姚秋尔的人生态度转变，我们得以窥见宗璞自己人生态度的转变。时隔二十多年的创作时间里，世事的不断打磨，史料的逐一呈现，客观语境下人性复杂性的展现与调和，宗璞从一开始的怒火十足到慢慢放下，直至最终与小说中的人物达成和解，或是说，与自己内心达成了和解，与历史达成了和解，与时代达成了和解。最后她将个人的爱恨情仇转为对时代的思考，直面社会弊病，揭示遗忘战胜历史，并试图激活思想活力，努力做出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在全书结尾处她写下重重的一笔：“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宗璞在自我和解的同时也实现了某种自我升华，这部作品最终提供了一种对西南联大时期直至两千年中国风云变幻的个人历史解说，有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尤其是结尾，尽管匆匆，却另有一种深长意味。
不管影射说、原型说、索隐说、考据说……这些猜测是否成立。从客观角度，这个特定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群像，侧面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学界风貌，尤甲仁姚秋尔这两个人物本身为小说添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