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16)

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新国家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就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
出身问题和个人历史在建国前是否清白决定一切，这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就基本确立了，自那以后，历次运动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为重点打击对象，肃反运动如此，反右运动也如此，东北地区是这样，西南地区也是这样，全国都如此。反右运动前夕，云南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肃反，划右的标准首先是看有无政治历史问题，云南又传达彭真内部讲话：对右派，我们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或叫”打闷棍“。
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的人，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广东省和平县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学教员，虽然并无错误言论，也多事先被定为“计划内的右派分子”。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耍时，曾互相封官许愿，于是15，6岁的八个少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1962年9月才获释。另一位回忆录作者章正邦，在建国初参军入藏，但因他曾在1949年前的重庆民营报馆担任过编辑，在1951年的部队展开的“民主运动”中被怀疑是国民党员，审干的同志坚信，“我们新华社的记者都是党员，不是党员不能作这个工作，你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社工作，天天宣传戡乱救国，不是党员能做这个工作吗？
虽然他的历史问题以后能到澄清，但还是被列入有历史和政治疑点的”第四类干部“而被转业到地方，1957年又被顺延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达由于是地主出身，家乡干部要把他留在家当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乡考入了中技学农林，就是想离人群远点，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林区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辈子”夹起尾巴“做人，才躲过历次运动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