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9)

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但是，罗瑞卿在1956年7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所以，还在1956年7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一年后，果然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
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后顺延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曲，不能“正确对待”；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
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工作，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很好，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