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核爆炸灾难，根植于对生产目标的盲目追求(3)

辐射警告标志，位于关闭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10公里禁区内。
成长于乌克兰的沙希利·浦洛基，就住在下游500英里的地区。在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之际，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乃至于他早年在乌克兰执教时的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的环境、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他的一名大学同学，曾经在灾难区担任警察，最终受到辐射而中毒。几年后，他自己也被诊断患有辐射症状的甲状腺炎。在接受 Baillie Gifford 评委的采访时，沙希利·浦洛基说，真正促使他写作这本著作的缘起，是他去参观切尔诺贝利禁区时，年轻的导游是在核爆炸之后才出生的，这让导游无法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影响，使他真正想要讲述这一段悲惨的历史。
1986年，当时的乌克兰仍然是苏联帝国的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沙希利·浦洛基尽管可以随时向世人讲述这场灾难的来龙去脉，但无论从地理还是从历史来说，他又总觉得自己与这场灾难离得太近，而且幸存者的证词也多少会显得略带情绪化的倾向。作为历史学家的他，一直深感自己欠缺批判的距离，生怕自己无法处理自我的位置而影响了对这段灾难的叙述和研究。
但是，随着2014年的乌克兰革命，以及后来与俄罗斯之间的各类冲突，他发现这些事情的核心问题，其实就在于当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所带来的历史性持续影响。在他看来，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发生，“结束了一个时代，并重启了另一个时代”。由核爆炸导致的核泄漏灾难，促使当时社会对于生存环境的抗议活动演变成爆炸性的环保民族主义，切尔诺贝利周围的社会抗议演变成乌克兰的独立运动：“乌克兰的公投运动是对垂死挣扎的苏联帝国的最终打击。
”在沙希利·浦洛基看来，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最终释放了苏联垮台的社会辐射效应。与沙希利·浦洛基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当年领导民主运动的诗人Ivan Drach：“切尔诺贝利唤醒了我们的灵魂，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处于深渊边缘的真实情况。”为了保护乌克兰不再发生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从苏联帝国独立出来，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催化剂就是切尔诺贝利的4号反应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