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与疯狂，1944年澳大利亚考拉战俘营日本战俘越狱事件(5)

守军为澳大利亚第22守备营，每个区分配有大约100名卫兵，这个营的骨干是不适合上战场的新兵以及年龄过大的老兵。守军的最大问题是兵力不足，卫兵和战俘的比例为1:10（费瑟斯顿事件爆发时卫兵和战俘比例不到1:3，在战争结束时也不到1:5），并且最重型火力只限于几挺一战时期的刘易斯机枪。在附近的一个陆军训练营能在必要时提供兵力支援，并在战俘营外不定期安排新兵巡逻。此外随着战争的进行，一些因伤或者热带病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加入这个营，也提高了守军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
总体上说，看守战俘营的基层士兵获得了一致好评，这些人在日常勤务中体现出了很高的自制力。即使是曾与日军面对面交手的前线战士，也没有私刑虐待过日军战俘。
按照战俘营的要求，B营区的日本战俘自行民主推举管理者。宿舍的头目称为“班长”，营区总头目称为“团长”，团长及其副手们组成“事务局”。最初这些高级职位都被丰岛一为首的海军航空兵把持，这些人嘲笑新入营的陆军战俘为“饿死鬼”（ハングリーボーイ），当然也少不了借助职位的压迫。后来随着战俘数量增加，陆军士兵占到压倒性比例，通过选举把海军们从宝座上赶了下来。但是由于丰岛的英语能力在和战俘营管理方的沟通中不可或缺，他仍然以翻译身份留在事务局中，是B区战俘的三巨头之一。
领导层的改变意味着日军战俘又一次很俗套地分成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两派，稳健派自然是以维持现状为主，而激进派则反对与战俘营管理方合作，主张拒绝劳动，绝不妥协。但问题是考拉战俘营本来就没要求日本战俘劳动，也没要求他们提供什么额外的合作，此后激进派领导了一次要求卫兵进战俘宿舍时脱鞋的抗争，但在感到莫名其妙的卫兵威吓下偃旗息鼓无疾而终。这下子他们也就再提不出什么新的斗争方法，只能反复鼓吹直接暴动。但这些也只限于表示态度，大多数人并不接受这种凭空的主张。
虽然受《战阵训》影响较深的陆军战俘比例增大使得日本战俘中激进观点飙升，但并不是说稳健派就一定是海军，或者激进派就一定是陆军。比如海军台南空的伊藤务2飞曹是丰岛一的好友，也是他得势时的副团长，就是铁杆的激进派，在暴动时带头冲击机枪阵地，受伤后侥幸生还。而时任副团长的陆军野战第50高射炮大队的小岛正雄军曹长，则在暴动前选择自杀。至于丰岛一和其他一些战俘头目，似乎还存在周旋于两派之间以玩弄权术的行为，其言行和立场充满矛盾。
也许是缺乏信息渠道的缘故，考拉战俘营当局对日本战俘中的暗流涌动表现得麻木不仁。但1943年3月，澳大利亚陆军总部曾发出警告，日本战俘往往处于“思维封闭”环境中，受集体压力影响很大，如果数量过多很容易出现不可理喻的暴力激进行为。考拉战俘营遂据此制定了一个将战俘分流向其他战俘营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