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平民银行家”(2)

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汉口银行公会会长的唐寿民，对公债发行最为积极。据银行界人士回忆：“在宋子文召集银行界开会，要他们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时，别人都在支支吾吾，他却率先带头认购了15万元，同时说服其他银行也来认购。他是汉口银行公会会长，说话有号召力，由此促成了银行界向国民革命军一边倒的局面，总共认购100多万两，解了宋子文的燃眉之急。”唐寿民的大力响应，博得宋子文好感。当时唐氏代表陈光甫处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汉口的行务，这一切应是得到陈氏默许的。
临阵换将 稳中求胜
1927年8月，蒋介石在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内各路反蒋势力联手压制下，不得已以退为进，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宣布“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控制南京政权。
随后，桂系发兵西征，宁汉合流，桂系取得对武汉的实际控制权。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后，桂系继续控制武汉，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基地。此后，声言要与政治保持距离的陈光甫，却与桂系开始了一段曲折的往来。
汉口分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大的异地分行。1926年年底，该行存款总计3244万元，其中上海总行占约64%，汉口分行存款为285万元，占近9%。其他分行，除虹口分行占约5%外，南京、苏州、天津分行份额更低。放款业务，汉口分行占到全行的11%，仅次于上海总行与国外汇兑处。汉口分行地位如此举足轻重，陈光甫不能不对武汉形势与业务特别重视。
偏偏此时汉口分行发生重大人事异动，本来深得陈光甫信任的唐寿民突然去职。对其“出走”，陈光甫1928年初的日记中讲了八条问题，总结起来就是：“（唐）做了经理，事事皆可取求自私。”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在行领俸之时，即要去勾结宋子文，故外间谣传已派为厘金总局长等语。到申后明明宋子文已与其接洽，要当为江苏银行经理，而表面上作为不同意，必定要子文与我说，我当面答应，而寿民随后将计划拿出来，此之谓不忠。”
汉口分行暂失掌舵人，陈光甫亲自出马处理行务，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他在日记中写道“驻汉达六个月，苦心焦思，处理应付客户还账，碍难拒券钞而不收，存户提款则通融而付现”，由此“信用既固，存款激增”。又说1928年“正月，存款约仅200余万元，至十月，为900余万，陡增四倍有余；放款亦达800万之数，三倍于上一年，为汉市汇划的中枢”。这样的成绩，对比一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年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得更清楚：1927年，该行存款总额3133万元，在11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五。1928年，存款达到4646万元，排名上升到第二。可见，汉口分行贡献了全行近一半的存款增加额，存款比重也上升到接近总额1/5，成为全行的支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