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平民银行家”(3)

陈光甫在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杨介眉的信中说：“我行在汉维持市面，实现辅助工商业之责任。在沪上银行众多，难期有此机遇。”表面上看，这是避开了上海这一各大银行激烈竞争之地，汉口分行才能在“临阵换将”的危机下，在江城继续打出一片天地。
联手桂系 貌合神离
实际上，在当年的中国以及武汉，陈光甫纵有天大本事，也很难真的做到“在商言商，不问政治”。他此番“亲征”得以收拾危局，当然另有玄机。在1928年10月给杨介眉的信中，他写道：“十一月一号湖北省银行开幕以后，所有官家存款三百余万元或须转存省银行，计算必有四分之一甚至半数必须提出。”这一巨额“流水”，不用说都进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账下。
由上海启程赴武汉前夕，陈光甫接到白崇禧“要求帮忙筹款”的来信，可以推测，他起初赴汉确是为了挽救“群龙无首”的汉口分行，但真正促使他决定西行的，还是这封武汉来信。
1928年4月，陈光甫与时任武汉财政委员会主席的白志鹍见面，且在现场“巧遇”李宗仁。陈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李前日到汉，今早武汉财政委员会派人探听余在宅否。其时甚早，适散步未归。九时返宅，余即往财政委员会晤白志鹍。此人为学者，持身谨饬，在汉有廉洁之名。去岁曾见过一次，余久思访晤。今闻渠来见我，殊觉自视太高，故特走访至财政委员会门首，适白送李出门，白见余即云‘李总指挥约余访阁下’，随即介绍李君与余相见，约至楼上谈话。”
陈光甫日记中还称：“李君面上略有风尘气，而一见即知为爽直之人，言词举动之间颇思为人民谋幸福，而毫无军阀态度，可称为革命之代表者。”可以肯定的是，武汉之行后，桂系给陈光甫留下了良好印象，这推动了他与桂系展开合作，陆续借出大笔款项。
但从武汉回到南京的陈光甫，对桂系方面也并不是没有抱怨。他在日记中写道：“今阅星期报告，悉官方建设委员会二万余元又成呆账，汉口地方创业匪易，官场、商界均觉银行可欺，不还即不还，我方毫无能力。一般官场醉生梦死，总以为银行不要紧，彼时不借，亦觉与感情有伤，今借而不还，信用二字何在。本行在汉已入于欲罢不能之势，存款愈多，风险愈大。外人总云我行赚钱而不知暗中有损。”
正因此，当汉口分行呈迅速发展态势时，陈光甫却在密谋从汉口撤资：“汉行存款已达九百万左右，起码有四百万须陆续提出。”1929年上半年，随着宁汉双方冲突的日渐激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一败涂地，武汉归属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之下，这时候再看1928年年底陈光甫的撤资举动，不能不说其深具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