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平民银行家”(4)

在商言商 有待来日
北伐前后的陈光甫，审时度势，在南北、宁汉、蒋桂之间的抉择及与国民党人的交往中，似乎处处占得先机，竭尽商人八面玲珑之面相，由此可见他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力量与商人间的关系，远非想象的压迫或利用那样简单。尤其宁汉合流后，陈光甫西上武汉，从主动交好桂系以恢复官方业务，到后来自保撤资，商人的逐利本能和精明算计显露无遗。
不过，除了本能的利益追求，陈光甫的确也有着自己对政治的判断和坚持。他甚至希望：“不过二十五年，商人地位进步如此之速，诚可惊异。以此类推，则中国商人之地位惟有日见增高，不难有商人组织政府之一日。而可虑者，为商人之脑筋应须多加修养耳，否则亦不过一般军人政客之傀儡。”其中有他对商人乃至对自身的期许。
作为商人，陈光甫对于政治庇护的期待与妥协，隐含的是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个给社会带来安宁，为市场营造稳定环境的政府。正如当时在华的外国记者鲍威尔在回忆中所言：
“上海中国工商金融界，这时大都支持国民革命运动，他们希望国民革命军能够结束10多年来中国政治的动荡局面，为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贫苦的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民国金融史，著有《1908—1937年的交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