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殖人最后一孝(12)

三是限于时代问题，回归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大陆和香港仍然没法正常开展大规模民间交流，香港人在仍然保持着对大陆的巨大优越感的同时，又因为港英期间遗留的种种问题导致普通人处境变差，而对大陆产生怨恨。97回归之后，虽然大陆经济已经有长足发展，但大陆仍不敢全面开放内地赴港，担心滞留香港的内地人太多导致香港社会受到冲击。同时大陆政策上也并不鼓励香港青年赴港学生在内地就业。随着大陆赴港游客的增多，双非婴儿，零价团，黑导游，“北姑”等等现象也在加剧陆港矛盾。

四是香港新一代青年终究要建立自身的本土化身份认同，这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在与大陆身份认同融合受阻之后，新一代港人的身份认同建构走上另一条路。03年开始兴起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强调香港本土身份和本土共同记忆。这种“共同记忆”，自然也只能从港英时代取材。然而年轻一代并未经历过港英时代，在过往的影视文化中实际上也找不到多少港英政府正面描绘，只能把香港高速发展的年代全都算成港英政府功劳，并经过不断美化想像，最终变成恋殖情节。而在国安法出台之前，香港政府对推动去殖化又无动于衷。
另一方面，随着香港经济结构上彻底金融化，房地产化，旅游服务化，新一代港人心中的“国际中心”认同感又不断加强，催生出类似“世界公民”的心态，在文化情感上开始更靠近欧美。10年之后，香港文化圈大举北上，有能力的港人也大批到大陆发展，还留在本地市场的发展空间更为窄小，无法参与到北上进程，也没有退路的香港新一代青年，就只能在自身地位衰落的过程中不断怀念想像的从前，对大陆的观感越来越非理性，最终沦为港独分子的工具。
就像笔者在《回归25周年，香港人的幸与不幸》中说的，香港的不幸在于，在回归之后，沿着曾经的老路又走了25年，幸运的是，比起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它仍然是最发达的地域之一，依然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依靠去改变。
回到文章开头，无论如何，香港的发展实际上跟英国女王并没有什么关系，伊丽莎白二世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有两次访问香港，创造了“事头婆”这个称呼。在港英政府的宣传下，美化了英国王室形象，淡化了殖民者的恶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