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5岁，终于确诊了成人多动症|百家故事(4)

大学军训时，每天早上集合，木木总是最后一个入队，因为找东西老是找不到，反应总比别人慢。她被同学说没有集体意识，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等电梯时，她常常没有耐心，总是忍不住一直不停地按按钮，一次，一同等电梯的人说，人大的学生就是这个素质？最夸张的一次，前男友和她分手时说，你不知道你风评一直很差吗？
类似的经历，广泛存在于ADHD的患者群体中。媒体人黄章晋也深受ADHD困扰，从小丢三落四、做事拖拉，寒假开学前一天，需要父亲守着才能把作业做完。父母曾对他说，你这样的人要是能讨得到老婆，我就算死在门板上无人收尸也能闭眼了。
这种将疾病与道德水平关联，导致患者被误读、贬低的状况也存在于ADHD的发现和治疗史中。
上个世纪初，英国医学界在提到有多动行为的儿童时，曾用过这样的描述——道德控制缺陷为病态表现，没有智力的普遍损害，没有身体疾病。为了管教他们，这些小孩中的大多数会被送进感化院，进行行为矫治，也就是现代语境中的管教所。
后来，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儿童ADHD一点点被世界认识，科学逐步代替道德，成为人类行为多样性的解释。但对于儿童期未能确诊的成人ADHD患者来说，这种审判则会延续数十年。

很多ADHD患者从孩童时代就被视为异类。 图源电影《看上去很美》
由于对疾病常识的不了解，以及相对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大多数成人ADHD的患者都会经历成长过程中的贬低——长期的负面评价，再加上本身大脑控制系统的薄弱，这也从生理上决定了他们患上焦虑、抑郁等其他疾病的概率比正常人高很多。
木木中学期间被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时，即使是在诊室里，她从医生那里听到的话依然是，别人说几句就受不了，肯定是小时候家里太惯。国涛则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在命运的持续摧残下，我从一个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神经衰弱、情绪失控的青年。
因此，对于很多成人ADHD患者来说，确诊成为了一种解脱。在《分心不是我的错》中，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超过20年的哈洛韦尔写道，诊断就是希望的起步。因为，对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诊断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诊断带来极强的解脱感，本身就是一种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