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座流动的“伤城”(7)

李小龙逼真的打斗，及陈真的民族大义，无不令人拍手称快，爱国情绪爆棚。
不管是《精武门》，还是《龙争虎斗》、《猛龙过江》，基本上延续了战后香港对家国情怀的慰藉，以及反殖民文化的试探。
不过，其实此时的风格正在悄然切变。
影片在打斗设计上去除了“手撕鬼子”、“裤裆藏雷”，更多展现出不侮辱智商的自信。
1970年代开始，影视公司、电影人出现了一些新的风貌：自信与奋斗。
李小龙在美国出生，成长于香港，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主修戏剧。李小龙身上没有旧上海的影子，展现出一种新青年的风尚。他曾自信地在一张便笺上写道：
“我的明确目标是，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东方巨星。从1970年开始，我将会赢得世界性声誉。到1980年，我将会拥有1500万美元的财富，那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将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做到了。就在《精武门》上映四个月后，李小龙举家迁入新购置的私人别墅——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栖鹤小筑”。
此时，香港几十万移民、难民、工人，与李小龙一样，正在为自己及家人的幸福而奋斗。
1967年暴动之后，香港社会悄然发生了变化。英国了改变对香港的统治策略，重视香港本土利益，推动产业转型，建设福利住房及公共设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受北部经济封锁影响，港府乘着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大势，推动专业结构转型，从转口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利用香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香港开始享受移民潮的“人口红利”。
经过战后20年的沉淀，当年的南移者逐渐老去，亦或日渐从漂泊离愁、故国惆怅的情绪中平静下来。
本土出生年轻人，包括“移二代”，渐渐成长。1966年，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过半，达53.8%。
新一代港人没有“遗老遗少”之负担，他们富有朝气、自信，且锐意进取。
《精武门》的制片方，正是日后与邵氏一争雄雌的嘉禾电影。
嘉禾创始人邹文怀、何冠昌曾是邵氏的肱股之臣，他们都出生于香港。
其中，邹文怀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供职于美国新闻处，主持“美国之音”。加入邵氏后，邹文怀担任副总经理，成为邵逸夫的左膀右臂。何冠昌，则是梅艳芳的义父。
1970年，邹文怀、何冠昌创立嘉禾电影，告别了邵氏时代的上海滩画风及怀旧情怀。嘉禾电影成立第二年，即成功捧红李小龙，佳作连连，口碑爆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