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成功学(7)

罗燕也想退钱。她觉得这一年什么都没学到，还贷了近50万元的贷款，公务员的工作辞掉也再难找到新的。丈夫曾劝她不要搞“传销”，罗燕却嫌丈夫“跟不上时代变化”，和他离了婚。罗燕甚至一度不敢开机，因为一听到手机响，“就以为是催债的。”
三次弟子内训下来，吕大元也感觉，“成功学的丑恶嘴脸，是需要你交了钱才有门槛了解的。不交钱时，外面都是鲜花，交了钱，里面的爪牙就露出来了。”
脱下了成功学弟子身份的吕大元，欠下了几十万元的高利贷，他的人生已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正轨上：落下的生意需要从头拾起，妻子也选择离婚，原先在大城市买的房子更是贱价卖出以糊口。
2019年春节前，吕大元来到陈安之讲课的绿瘦酒店闹事，“使出最后的力气呐喊”，七八个保安拦着他，陈安之在会场气定神闲地上课，吕大元连门都没能进去。
2019年11月，这些曾经深陷成功学的弟子们成立了维权群，至今已有近百人。维权群一度同仇敌忾。其中几个代表在2019年夏天甚至几次跑到上海，想要报案；但出于证据零散，又超出了派出所的职能范围，最终无功而返。
后来进群的律师秦裕斌也对此感到焦急。“若定为传销，此类成功学培训的套路更加高明且不易察觉。相比传统的拉人进入公司，再为其推销产品的传统骗局，供以贩卖的成功学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商品载体。若定为诈骗，培训与弟子课的价格都是明码标价，为课程付款的人们也都出于自愿。那么，它是否也可称之为正常的经济活动，就不好界定。”
在成功学风头减退的近几年，也有弟子选择与曾经的“恩师”对簿公堂，以“合同纠纷”起诉居多；有的“大师”还遭受牢狱之灾，根据裁判文书网的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余娟等8位成功学讲师被判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被判以6个月到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2020年8月被《今日说法》曝光、在深圳活动的严兆海，则因涉嫌诈骗罪而面临起诉。
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方鹏看来，此类案件在法律上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如何界定成功学培训中运用了虚构事实的方法行骗，这是以诈骗罪进行立案的关键要素。
方鹏说，“骗”的关键，在于确定名义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是不是直接的商品或服务，即商品或服务的定价是否过于悬殊。目前，市面上上万的培训课程也屡见不鲜，因此较难界定成功学培训所收取的费用是否合理，成功学培训的法律定性也成为了难题。
今年7月，在罗燕的女儿高考结束后，亲人凑钱帮她办理了房屋解押，母女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家中——这套曾被她抵押换取弟子费的房子。但家里早已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