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过去，吾辈青年岂容解甲，惟有自请长缨，日夜兼程！(5)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有过准确描述：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这种作用贯穿了此后100年的革命历程，千万青年志士冲锋在前，前仆后继，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接续奋斗。青年勇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发韧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由此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起点。

沉迷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战后秩序的鼓吹，一战刚结束时，中国社会对民族复兴充满乐观情绪，人们普遍相信中国战胜国的身份，“将予中国以绝好机会，中国将乘此时机，以其悬案诉于世界，将来巴黎和约，中国必可与各国列于平等之地，而所谓不平等条约者，皆将从而废除”。
然而和会既开，就显露了其分赃的残酷真相。原来此前两年，日本既与英、法、意、俄达成夙约，将战后德国在华利益转至日本，以换取日本应允中国参战。因此从一开始，中国指望达致的主要目的，收回山东和胶济铁路权宜以及废除“二十一条”等就注定要失败。弱国无外交，“国际间之黑幕竟如此，而犹表张公理正义！恐公理正义，将呼冤不置也。”
和会的最后摊牌，意味着协约国道德的破产与西方现代性的祛魅，中国社会的情绪急转直下，“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摇篮也给偷走了。”绝望的中国精英开始质疑西方的价值观，甚至质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重新谋求中国的出路与自我救赎之道。
这种质疑也植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实。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中国来。结果不但党同伐异，争论不休，而且在袁世凯旧势力的反扑下，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人们必须切实思考，在列强环伺的情景下，如何创建制度适合的国家，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终于再次纳入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