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的心无所依，影片背后的历史矛盾(2)

她们年轻时自愿“梳起不嫁”，以获得“抛头露面”外出谋生的资格，成为自外于传统社会夫权制的独立经济主体。
自梳女诞生于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浪潮冲击出的缺口之中，从封建家庭包办婚姻中逃逸出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个体，本来是“五四”传统以降文艺创作的一种常见模式。
当然“五四”意义上的“解放个人”，除了为新兴资本主义市场释放劳动力，还在于让个人从家庭氏族的组织中脱离出来，成为民族直接控制的现代公民。“自梳”的意义很容易参照这个传统获得理解。

《桃姐》里，自梳则助推了以桃姐为自身主体性的“个人的灭”，终身不嫁令桃姐除了和梁家建立内部经济关系和社交网络(罗杰几位同学)之外，几乎完全隔绝于外界社会，经济体系。
因此我们看到桃姐葬礼现场，除了梁家人，就只有桃姐在离开梁家后结识的坚叔，作为不速之客造访了这个家族内部的悼念仪式。这种前现代的主仆关系，同现代社会体制并置时存在的矛盾与张力。

桃姐的焦虑
在现代空间的通视下，桃姐的身份被无从安放养老院老人戳穿。“春桃”是丫环的名字，疑问桃姐为何没有家人，质疑罗杰和桃姐的关系，都令桃姐感到焦虑不安，难以辩驳。
只有不问桃姐身份的梅姑，才和桃姐建立了情谊。对罗杰主动的经济援助，桃姐颇为敏感地反复申明“我有钱”“不要花你的钱”，恰似焦虑之下的应激反应，即尝试将主仆关系抽象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雇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