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的心无所依，影片背后的历史矛盾(4)

在文化上，为防止“五四”激进主义自北而渐，殖民政府有意庇护传统儒家文化和旧习俗，使得香港很多方面的“现代化”反而晚于大陆，如维护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大清律例》直到70年代还在香港合法存在，而蓄婢制度也一直阳奉阴违，屡禁不绝。
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带来的身份优越感，及大陆历史事件给港人造成的恐惧心态，使得香港主流在英殖民统治之际，不但没有大力支持摆脱殖民管制架构，反而出现保殖的呼声。

同时，回归时“五十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的措施，实际将香港“急冻保鲜”，把其中殖民管制的精粹—重经济，轻政治，行政主导的权力格局保留下来，让高度自治成为殖民管制的改良版。
桃姐的身份焦虑，正反应出港人面对殖民历史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面对主人家不乏温情与回忆，甚至贯彻主奴逻辑以贵族高标准要求现代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主仆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脱节和滞后感到无力。

较之以往许鞍华电影中漂泊的小人物自救自立的故事，《桃姐》中焦虑地解决策略显简单粗暴，并非桃姐通过重新梳理和界定个人生命而完成主体性的重建，而是凭赖主人之手获赐一个类血缘家庭成员身份，这个家庭还是以“世界公民”的面目出现。
其实我们生存的环境本就是矛盾结合体，总是在犹豫中做出决定，而这种犹豫在长期的环境下，转变为我们对自身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