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的心无所依，影片背后的历史矛盾(3)

毕竟劳动所得之外的收入即便不是以赏赐的名义，多少也是令纯粹的雇佣关系不再纯粹的危险品，相比起来，并非货币的实物馈赠，比如腐乳、燕窝、围巾更为安全。当以这种身份焦虑获得解决的时刻，就是桃姐坦然接受罗杰经济资助的时刻。
影片中安排了两次“去焦虑”的场景，一次是旁人问罗杰是不是桃姐的干儿子，罗杰略一思衬后大方承认，桃姐且喜且愧。这次的焦虑只是在社会符号的意义上，赋予桃姐一个准血缘关系的身份。

但桃姐和梁家人在一起时，主仆关系仍然存在，直到在罗杰邀请桃姐一起拍摄全家福照片—一个在梁家内部符号系统中安放桃姐的举措，桃姐才真正自认为被梁家接纳为其中一员。
紧接着，就是桃姐以长辈姿态，令罗杰借钱给坚叔，正是由于血缘家庭位置的获取和确立，曾几何时锱铢必较的桃姐变得异常大方：“由得他去偷吃啦，还能吃得了多久？”，联系造就和维系着“桃姐”前现代身份的社会历史体制。

电影背后的社会体制
《桃姐》这种“去焦虑”的策略和身份的再定位，便显得意味深长—香港的现代化在英殖一开始建设起，就是一种“殖民现代性”：从开埠伊始实行华洋分治，到20世纪70年代后港英发展英人与本地精英华人合作管制，建立起有利于商业贸易体系，推行经济实用主义的同时弱化民众参与意识，使得香港并未发展出西方“原生现代性”所需的市民社会。